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 内容简介

　　《全球史评论》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于2008年创办，刘新成教授担任主编，致力于在中国历史学界推进全球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提倡有关跨文化、跨国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注重揭示全球视野中的文明互动与交往，探寻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球化进程，及其与地方特性的相互影响。　　《CSSCI来源集刊：全球史评论（第11辑）》分为经典重刊、论文、评论、学术信息、书评五个栏目，其中收录了《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中亚的中央性》《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等文章。

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 目录

经典重刊
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
中亚的中央性

论文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印度洋地理知识的拓展与穆斯林的贡献
——从古代至公元1500年
月光将出、灵钵应降
——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献与图像
18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消亡后的厄鲁特人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
比较视野中的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观念

评论
大革命时代的美利坚共和国与跨大西洋网络
——评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塑造一个国家的五位流亡者》

学术信息
从后殖民到反殖民
——反殖民主义跨学科研究工作坊综述

书评
评瑞秋·梅尔斯《远东希腊化：希腊人统治时期中亚考古、语言和认同》
评罗尼·埃伦布卢姆《东地中海的崩溃：气候变化与东方的衰落（950—1072年）》
评伊尔汗·尼亚兹《旧世界的诸帝国：欧亚大陆的权力文化与治理》
评金·M．菲利普斯《东方主义之前：欧洲人游记中的亚洲人民和文化（1245—1510年）》
评尼罗·格林（编）《中亚历史中的旅行书写》
评斯特凡诺·达米科《西班牙米兰：帝国内部的城市（1535—1706年）》
评奥默·巴尔托夫等（编）《帝国的裂碎带：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边疆的共存和暴力》
评史易文《“主义”的概念史：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化（1895一1925年）》
评埃姆里斯·丘《将边缘地带武装起来：全球帝国时代印度洋的军火贸易》
评扬·布雷曼《全球咖啡市场的征调劳工：爪哇殖民地非自由劳动体制下的暴利》
评苏珊·斯利珀-史密斯（编）《反思毛皮贸易：一个大西洋世界的文化交换》
评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荷兰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 节选

　　《CSSCI来源集刊：全球史评论（第11辑）》：　　用一种分析性的视角来看，似乎很有希望将世界体系的取径进一步在历史中前推并“外推”至包括中亚在内的广泛地区。尤其是，我们必须试着将中亚内部的周期与非一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周期性历史联系到一起。或许它们是一个世界体系周期的部分。然而，即便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体系”或者认为这个体系没什么希望的那些分析者，也必须承认，我们必须将中亚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对于这些地方的历史来说，中亚在很多方面都是处于“中心”地位的。　　从一个更为大众化的观念来看，我们应该拒绝那些被用到中亚民众身上的侮辱性称呼；而且我们应该不再贬低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在“文明开化的”和“野蛮的”民众之间的所谓差别越来越值得质疑，而中亚民众是“蛮夷”的观念和术语也应该一并被废止。确实令人沮丧的是，（在拉铁摩尔因麦卡锡主义而被迫远走之后）可能*著名的美国中亚研究者塞诺（Sinor1969：5），在为美国教育部撰写的旨在提升教师及学生对于这一地区认知的一本“教学大纲”中，也仍然写道“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夷的历史”。完全合乎情理的是，白桂思（1990）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并提到了“蛮夷”这一词汇在词源学上的偏见。即便关于上述中亚民众的少量迹象也可以很明显地证明，他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蛮夷”。此外，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问题加以质疑，即，大多中亚民众比起其周边的邻居来，无论如何都是甚少“开化”的，即便后者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开化”程度——这部分也要归功于他们与中亚民众的关系，以及他们通过中亚与其他文明进行的交往。当然，正是那些数量上不足的民众以及文明的中原中心、欧洲中心以及其他中心式的思考和行为，使得后面的这些例子的倡导者能够诋毁他们来自中亚和其他地方的邻居。如果他们自己观察的话，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的一些祖先就在他们那里。　　与此类似，中亚游牧民与定居民众之间在别的地方的所谓差别，比起对其的阐释来，要模糊得多。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中亚民众自己就是游牧、半游牧、半定居以及定居等诸种因素的结合与演替。他们还拥有或大或小的城市，还拥有距离或近或远的农耕，另外，还有采矿、冶金以及制造行当；除此之外，还有贸易以及用文献记载保存下来的附属物，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以及“高级”的宗教。定居民众也会搬来搬去。此外，他们将一些“游牧”入侵者和其他移民融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中。正如拉铁摩尔（Lattimore 1962）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农耕的中原地区和草原游牧民之间边疆的一种中介性类别，在分析跨越移动边疆的结构性关系方面可能是有用的。然而，作为一种民众的类别，这种类别并不比将他们或其他人称为“半封建”更有用。更进一步说，中国以及其他外围文明区域的统治者常常周期性地派遣民众进入或者穿越“内陆亚洲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进入中亚。他们也常常被迫进行移民，以开辟农垦地或者形成保护这些农垦地的驻防军队，要么就是前者来供养后者。这些人在穿越边疆时常常成为其他人的俘虏。因此，这些定居民就在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确立或占据了一种中介性类别，或者中间人的一种类别。在这一过程中，定居社会也促使在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这种假定差异的弥漫与渗透。尽管在巴菲尔德（Barfield1989）的副标题和全书中都提到了“游牧民”，但他还是对他们及其“定居”邻居之间的严格差别有所质疑。因此，“游牧草原的”（nomadicpastoral）和“定居农耕的”（settledagricul-tural）就不再是对民众的现时状况进行的严格分类，而只是不同的民众在适应变幻不定的环境时所采取的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理应像看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去更好地认识中亚、中亚民众及其历史。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在世界历史中曾经长期拥有，而且在未来也可能再次重现的中心性的重要地位、角色以及贡献。我希望这篇既非中亚人也不是专门的中亚研究者所撰写的文章能够有助于激发其他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这一地区，并对其进行更有质量的研究。这或许有助于将中亚从曾经位于中间的那类黑洞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黑洞，而它的巨大吸引力在不久之后将能够把外围和外部的人都吸纳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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