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本书特色

　　《鸣沙习学集》，徐俊撰，收录论文、札记、书评三十余篇，其主体都与敦煌吐鲁番文学相关。全书按照论文、劄记、书评及附录编排，大致分为先唐诗、唐五代诗、歌辞、学术史等四类，各类基本按写作时间或发表先后为序，个别略具综合性质者置于类末。作者自述其近三十年学术经历云：“1986年前后，因为承担责编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包括王重民先生等《全唐诗外编》修订本）的缘故，我开始接触敦煌写本文献，并尝试对有关敦煌诗歌进行查考和辑录。到1991年，基本完成敦煌诗歌写本的普查、校录；1995年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初稿，并列入中华书局发稿计划，2000年6月正式出版。……我曾取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任半塘先生《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先生《敦煌曲》等校读对勘,因而对敦煌歌辞类写本有所关注和了解。”因此，作者在敦煌吐鲁番文学这块学术沃土上，至今已孜孜耕耘三十年；而这本论文集的编纂，可以说是一次学术大丰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作者在尽量存其原貌的基础上，又对论文略有校正，足见作者学术之谨严。

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内容简介

　　作者在敦煌吐鲁番文学这块学术沃土上，至今已孜孜耕耘三十年。这本论文集的编纂，可以说是一次学术大丰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作者在尽量存其原貌的基础上，又对论文略有校正，足见作者学术之谨严。

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相关资料

文学研究的视阈与观念变化 陈尚君徐俊本人在学术上zui重要的建树，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遗书中存世诗歌的整理，当然，其间多数可以认为是唐人诗歌。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也撰写于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代表那一时期敦煌诗歌研究的前沿水平。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诗歌校录研究，开始于1986年，不能说与我的唐诗辑录完全没有联系——那时上海完全没有人做敦煌学，无论敦煌遗书缩微胶卷，还是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一时都无从寻觅，只能阙如，而他工作在北京，无论资料利用条件，还是能遇到许多研究敦煌学学者经常切磋交流的便利，都是我所不具备的。他做《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体例曾与我商量，我看法比较保守，仍觉得以作者为单元处理诗歌是比较方便读者的办法，他则基本遵循国际上有关敦煌文本的处理规范，以各敦煌写卷为单元，尽可能地保存和记录各写卷中保存的文献信息，同时全面参考中外学者前此已经有的校录成绩。其中zui重要的收获，则写成专文。…………唐人选唐诗的说法始于明末毛晋，到50年代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依罗振玉所题《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首列伯2567写卷，影响很大。徐俊的工作首先是在全面校理敦煌诗歌写本后，不再采用《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之题名，认为敦煌所存同类一般唐诗丛钞、杂写，反映了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普遍状态。二是对《珠英集》作了校录复原 (校订之细节，我还将在谈文本形态时说到)，在前人基础上写定文本，确知该集两个写本存具名作者十一人 (另至少二人阙名)，诗五十四首 (一首残，二首仅存题)。三是有关《瑶池新咏》的辑佚。唐后期蔡省风编《瑶池新咏》二卷，是zui早专收女性诗人作品的选本，南宋后失传。徐俊对该集之研究有一过程。首先利用《俄藏敦煌文献》前期发表的部分，发现“大唐女才子”、“著作郎蔡省风纂”等字样，确定属于该集的三个残卷，与荣新江合撰《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刊《唐研究》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续将文本整理，收入《辑考》，凡存李季兰、元淳诗各七首(均多残损)。后又得三件残片，并有《瑶池集》《瑶池新咏集》书题，另与荣新江合撰《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刊《唐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加吉中孚妻张夫人、崔仲容诗共九首，再在增订本《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收入新的整理本，使这部失传近千年的唐集部分恢复了原貌，并提供了几位杰出女诗人的多篇佚诗，内容极其珍贵。如李季兰《陷贼后寄故夫》一首，即可见到泾原兵变李季兰陷逆后的真实想法。更可贵的是，由该集首列四位女诗人次序之推定，也可大致认定《又玄集》卷下、《吟窗杂录·古今才妇》部分所录，反映出《瑶池集》二十多位女诗人录诗的面貌。由于该集序有“况今文明之盛”之残文，又不收另一位著名的女冠诗人鱼玄机，我比较倾向该集编成于宣宗以前，当然目前还不能作定论。若然，则凡该集入收作者之时代可以大大移前。其次为文本形态研究。中国学者研究文献学，含目录、版本、校勘、典藏诸方面，日本称书志学，除共同者外，较大不同是更关注文本形态的描述与分析，这一做法也更多影响到现代敦煌学研究中文本形态记录的基本规范。徐俊在《辑考》中逐卷保留文本形态，zui大程度发掘文本本身包含的学术信息。这里可以举几个特别的例子。一是《珠英集》残卷，包括斯2717、伯3771两个写本，相当于原书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前此董康、内藤湖南已有所关注，王重民据以补录佚诗。徐俊从文本原貌出发，发现在沈佺期之前还有阙名《帝京篇》一首，为各家所失察，另根据《郡斋读书志》有关该集以作者官班为序的记载，发现伯3771部分内容抄了两遍，在胡皓第三首诗题《登灰坂》后有断缺，重抄的乔备前有两首诗，王重民一并视为胡皓诗辑出。徐俊则指出乔备时任安邑县令为正六品下，胡皓时任恭陵丞为从九品下，乔显然不可能排在胡后，因此乔名前诸诗也不可能为胡作。这样解读文本归属，是有说服力的。再如斯5692存一组僧诗，看得见的题目有《山僧歌》与“亡名和尚《绝学箴》”，但内容不连属，任半塘因此分读成近十首歌辞。徐俊仔细分析此册页可分为十二片，其中《绝学箴》为后周僧亡名作，即《宝人铭》之铭词部分，传世文献有载，用以与该卷对读，得以恢复《山僧歌》的全貌。并进一步发现原为折页装册子，类似于近现代印刷之拼版。对这一文本形式，徐俊zui初认为属蝴蝶装，后来根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和今人牛达生的研究，确认定名为缝缋装。这一发现，不仅正确解读了作品，也提供了古籍装帧史上的特殊范例。再次是唐诗民间传播研究。吐鲁番出土卜天寿《论语郑玄注》写本后的题诗，70年代初引起郭沫若之重视，但这五六首诗到底是这位12岁少年自作还是抄录他人之诗，当年曾引起广泛讨论。到90年代初，徐俊和李正宇在全面搜录类似诗歌的基础上，界定皆是这些称为学仕郎的敦煌小学生，根据当时民间流行作品和自己的记忆率性发挥，在课本、抄经和杂写后的随意涂鸦之作，统称为学郎诗，从而揭示了唐诗民间流传的特殊形态。此后20多年，续有发现，目前我们至少从敦煌存诗、吐鲁番存诗，以及长沙窑瓷器题诗、上党地区出土墓志盖题诗中，看到民间传播的多元分歧状态。经比读，至少有十多首诗在悬隔万里的敦煌、吐鲁番学郎与长沙窑工匠的笔下出现。敦煌、吐鲁番学郎将熟读可诵的诗歌写出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长沙窑工匠则将其抄写在流通民间的釉下彩瓷壶上，作为商品出售，其中仅有少数出自著名文人的创作，多数不知作者。民间的抄手也没有兴趣去追究到底谁是原创，也不在乎标准文本的严格规范，一切都在率兴的涂抹中流传。这一真相的揭示，对理解唐诗在社会下层的流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白居易诗通俗易懂，据说老妪能解，但老妪读到的是什么文本，世未明言。长沙窑瓷器题诗提供了一个案例，即白之名篇《答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至少可以见到两个衍派文本：“八月新丰(原作风)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但首句从酒色之复杂描述，改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酒的带有广告气味的介绍，第三句则从天寒欲雪的气氛烘托，转作zui直接明白的天色记录，原诗的风雅蕴藉大大逊色，但似乎下层民众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民间传播也是研究敦煌、吐鲁番诗歌的重要基础，明了乎此，方能理解敦煌诗歌写本为何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作品，并不作明确的作者署名；理解为何敦煌写本邈真赞两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居然有不同的题目和作者；理解一些署名名家的诗文，基本可以确定为依托之作；确定书仪、文书、契约一类作品之程序化叙述，其实仅是民间按样画葫芦的摹拟，与有作者归属之诗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辑考》一书正是在充分理解民间写作、传播之多歧不确定的前提下，完成全书的编排及写定。当然这也会引起更多讨论，文本的zui终确认也都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此一立场出发，我在徐俊已经提供线索的基础上，也更愿意相信《全唐诗》所收曾庶几(误作麻几)《放猿》、贾岛《过海联句》、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去岁无田种”等诗，为后人将民间流传之诗附会到有名人物身上去，属于唐诗民间流传的另一特殊形态。徐俊为作《辑考》，充分利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存伯希和所获文书(包括藏文文书)、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文书(包括7000号后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书，还充分利用了新刊俄藏文书，日本和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台北、甘肃各地的公私收藏，于海内外数十年来与敦煌诗歌有关的论著，亦得以全面征用吸取。《辑考》所收诗歌十九为唐五代作品，多半为《全唐诗》及各种补遗著作所未收。不仅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佚作，且有大量敦煌本土诗人的作品。本书所收论文和各类专题文章近40篇，以敦煌诗歌专题研究为主，许多是与《辑考》相关的研究心得，引证之丰沛，考辨之绵密，分析之仔细，发明之新警，读者当不难体会，就不用我在此赘言了。（2016年11月04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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