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克劳塞维茨也勉强承认，战争并非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出名的一段话是以这样的假设开始的：“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他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思想，因为他正借助各种哲学思想的力量，千方百计地提出一项普遍性的理论来阐述战争应为何物，而不是反映战争以往和现在的真实状况。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实际作战中，政治家和*高指挥官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原则；然而，在真实描述战争的时候，目击者和史学家绝不能使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他本人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和战争历史学家，一定看到过，也可以写出许多与他的理论不相符的东西。经济学家F.A.哈耶克（F.A.Hayek）曾写道：“没有理论，事实就是沉默的。”这句话也许适用于经济学范畴内冷冰冰的事实，但战争的事实却不是冷冰冰的，它们燃烧着地狱之火。把亚特兰大和美国南部的一大片地方烧成白地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老年时就悔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的话几乎和克劳塞维茨的话一样出名：“我对战争厌烦透了。它的荣光全是虚的……战争是地狱。”

克劳塞维茨看到过战争的地狱之火，事实上,他目睹了莫斯科被焚的情景。莫斯科大火是拿破仑战争中*大的物质灾难，它对欧洲产生的心理影响不亚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宗教信仰的年代，里斯本被毁似乎证明了全能上帝的骇人力量，结果刺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宗教的复兴；在革命的年代，莫斯科的毁灭似乎证明了人的力量，它也的确是人力所为。莫斯科大火被认为是有蓄谋的。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金声称是他下的命令，拿破仑也把纵火嫌犯捉拿归案，予以处决；但奇怪的是，克劳塞维茨不肯相信大火是有意而为，是为了不让拿破仑获得胜利而采取的焦土战略。正好相反，“我坚信纵火并非法国人所为，”他写道，“我觉得至少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俄国当局干的。”他认为莫斯科大火是意外事故。

我目击（俄国）后卫部队撤退时街上一片混乱，加上*早看到的浓烟是从哥萨克骑兵活跃的郊区边缘升起的，这使我确信莫斯科大火是由于混乱造成的，是因为哥萨克骑兵习惯于先把东西抢掠一空，然后再将房屋付之一炬，不让它们为敌人所用……对俄国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的事件居然像偷情生的私生子一样，没有父亲出来承认，真乃历史上的一件怪谈。

然而，克劳塞维茨一定清楚，莫斯科大火这件私生子式无人负责的事件以及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战争中无数其他的私生子式的事件其实根本不是偶然。哥萨克骑兵的参与本身就预示了纵火、抢劫、强奸、谋杀和其他的暴行必定多如牛毛，因为对哥萨克骑兵来说，战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哥萨克骑兵是俄国沙皇的士兵，同时又是抵抗沙皇绝对统治的反叛力量。他们的起源带着神话色彩，世代绵延之间，他们肯定也有意给自己的发端披上神秘的外衣。其实，这个神话的实质简单而又实在。哥萨克的名字来自突厥语的“自由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奴役，宁肯到中亚广阔无垠、丰足富饶又无约束的大草原上去冒险——去“寻求自由”。

等到克劳塞维茨见到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在自由中诞生的神话故事情节增多了，真实性却减少了。他们起初建立了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王公，没有女人，没有财产；自由自在的战士来去如风，这是世界各地的史诗中突出、永恒的内容，而哥萨克骑兵就是活生生的体现。1570年，伊凡大帝不得不用大草原不出产的火药、铅和金钱这三样东西来换取哥萨克人的支持，帮助他把俄罗斯人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在他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武力把哥萨克人纳入沙皇的体系。伊凡大帝之后，历任沙皇仍继续对哥萨克人施压。俄国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建立了正规的哥萨克兵团。这听起来自相矛盾，但当时这样的举措在欧洲风行一时，各国都把森林、山区和马背上的流寇纳入了正规的作战部队。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完成了这个进程，宣布他的儿子是“所有哥萨克人的首领”。帝国卫队里设置了顿河哥萨克团、乌拉尔哥萨克团和黑海哥萨克团，他们与其他被驯服了的边疆兵、莱斯坎人、穆斯林和高加索山地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形式各异的制服上的细节。

尽管为驯服哥萨克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帝国却从未迫使他们经受做农奴的屈辱，不要求他们交付作为农奴标志的“灵魂税”，还特别免除他们应召入伍的义务，而入伍对农奴来说不啻一纸死刑判决书。事实上，直到沙皇制度终结之时，俄国政府都遵守着把各个哥萨克群体看作独立的战士族群的原则。发出作战号召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单个的成员。到**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作战部要求哥萨克人参战还是以兵团做计数基础，不提士兵的具体数目；这传承了部分封建、部分外交加上部分雇佣军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几乎从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伊始，各国就都以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募集已经熟练掌握作战技术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比后来托尔斯泰在他早期小说中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的充满活力的游荡者，更加接近烧杀抢掠的哥萨克人原型。1812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放火，导致整个首都陷入火海，这种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哥萨克人保留了残忍的天性，莫斯科大火使几十万莫斯科人在气温接近北极的严寒中无家可归，可就连那个悲惨事件也还算不上他们残忍行为的极限。在接下来的大撤退中，哥萨克人追杀西欧人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挑动了埋藏在西欧人集体记忆*黑暗的角落里的影像，使他们想起历史上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的暴行：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举着用马尾做成的旗帜，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在拿破仑大军长长的队列为了回到安全之地而踏着及膝的大雪艰难跋涉的时候，一队队的哥萨克骑兵就在火枪的射程外跟踪着，等待着。每当一个士兵力竭倒下，他们就一拥而上；如果一组人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他们就骑着马把他们冲散、踩倒，再杀死。拿破仑烧毁了别列津纳河上的几座桥梁，但还有一些法军没来得及过河；哥萨克人抓住了他们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太太，他看到的“场面恐怖至极……如果我的感情不是已经练得很坚强的话，那情景会使我发疯的。即使如此，我还要等许多年才能在回忆当时目击的情形时不至于浑身发抖”。

然而，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父亲是军官，从小受的是军人的教育，有20年打仗的经验，经历过耶拿、博罗季诺战役，还有拿破仑第二场*血腥的战役——滑铁卢之战。他目击过血流成河的景象，经行过死伤者如收获的田野上的谷束一样累累遍地的战场，看到过身边的战友被子弹打死。一次胯下的马被打伤，他万幸逃脱一死。他的感情的确应该磨炼得非常坚强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哥萨克人追击法军犯下的暴行特别可怕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犯下的残酷行为找出理由，甚至百般辩解，但对于陌生人犯下的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的残酷行为，我们却感到愤怒，甚至憎恶。哥萨克人是克劳塞维茨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哥萨克人骑马把法军的掉队士兵踩倒，用长矛刺死，他们把战俘卖给农民换钱，把卖不出去的战俘剥光，抢走他们的衣服。这些习惯使克劳塞维茨憎恶、反感。他可能还对哥萨克人轻蔑有加，因为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我们直接面对他们时，他们从不反击，哪怕（我们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简而言之，哥萨克人对弱者残忍，在勇者面前怯懦，这与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军官和绅士从小学到的行为模式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后来又多次发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两个哥萨克团被派去打退英国轻骑兵的冲锋。一位从旁观察的俄国军官报告说，“（哥萨克人）被迎面冲来的整齐有序的大批（英国）骑兵吓坏了，不坚守阵地，反而转向左边朝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英国的轻骑兵被俄方大炮赶出死亡之谷后，据另一位俄军军官的报告，“**个缓过劲儿来的就是哥萨克人。他们本性毕露，马上开始做他们*拿手的事——把没有了骑手的英军马匹聚拢起来拿去卖钱”。这样的场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克劳塞维茨的轻蔑，使他更加坚信哥萨克人根本不配“战士”的称号，尽管他们算是雇佣军，但其实他们连正经的雇佣军都配不上，因为雇佣军通常是忠实执行契约的。克劳塞维茨可能会把他们算作食腐动物，靠吃战争的下水为生，却不敢参加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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