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孩子们 内容简介

1940年，这群德国孩子只有4岁、5岁、10岁。他们在战争中备受优待，因为他们拥有身居高位的父亲。这些孩子分别是纳粹要员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子女。

对这些孩子来说，德国的战败是一场风暴，是与家人的分离，是优越生活的终结，也是亲身感受希特勒主义的恐怖。当时的他们天真无辜，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后来，他们逐渐了解了那些可怕的事实。成年后，他们中有些人谴责父辈的罪行并深感愧疚，有些却无条件地怀念自己被全人类唾弃的战犯父亲。

本书回溯了这些孩子的经历，记录了他们年幼时的家庭生活与成年后的人生。1945年以前，他们是英雄的子女，之后陡然沦为刽子手的后代。他们与父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父辈的错误如何影响着后代的人生？……

纳粹的孩子们纳粹的孩子们 前言

引言

歌德伦、艾妲、马丁、尼克拉斯，还有其他那些孩子们……

他们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小孩。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们的父亲是罪犯，必须为当代历史中*黑暗的年代负责。

可是历史并不等同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父亲罪大恶极，彻底泯灭天良。在纽伦堡大审判中，面对相关指控，他们的父亲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申辩无罪。但历史是否记得，这些人也是为人父者？大战结束后，在一种消除罪恶感的集体欲望中，某些人主张人民无辜，设法将纳粹德国的残暴及种族灭绝行径完全归咎于第三帝国的主要领导人物。至于那些受审的要人及其他许多纳粹分子，为了逃脱罪责，他们会强调：“那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

那么，这本书里谈到的孩子们，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他们继承了一个共同的包袱：他们的父母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盖上可耻的烙印。

人是否应该觉得自己必须为父母所犯的罪行负责，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们的年少岁月中无法挽回地形塑了我们。尽管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是父母犯的错不该由子女背负责任，但当一个人传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人父者有两条命，自己的命和儿子的命”，“龙生龙，凤生凤……”那些纳粹要人的孩子们后来成了什么？他们怎么承受那么阴森恐怖的家庭遗产？

一名不知悔改的纳粹曾经对访问他的犹太裔以色列外孙女说：“觉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给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离，这样人生会简单许多。”

要这些孩子们评断他们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事。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无条件认同，或者全面排斥？当家庭的过往如此骇人，我们如何自处？这些纳粹要人的儿女们有各自的立场，有些彻底反对父母，有些则与父母口径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一方面坚决摒弃父辈的作为，一方面却能找到办法继续爱他们的父亲。有些人永远不可能爱一个“怪兽”，因此他们在内心全盘否认那个黑暗面，借此维持一种无条件的孝心。另外还有一些人陷入对父亲的排斥和仇恨。他们继承到的过去宛如沉重的脚镣，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有人决定承认一切，有人走上心灵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为免“遗传罪恶”，决定结扎，或者透过自渎的方式赎罪。否认、压抑、认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设法找到能让他们面对过去的途径，无论他们是否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

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曾经）生活在德国。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为天主教神甫或犹太教拉比。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驱邪，借此解除身为罪犯之子的命运魔咒？举阿伦•希尔-雅许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虽然他的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高官或重要执行者，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以色列军的拉比。阿伦的本名是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读神学期间决定不要当天主教神甫，因为他不赞同天主教教义。他强调，犹太大屠杀只是促使他皈依犹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犹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宽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质。确实，皈依者不只会受到接纳，他甚至有机会担任拉比，在以色列国防军当随军神甫及指挥官”。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巴尔-昂(Dan Bar-On)认为这种类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摆脱归属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负担”。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逃避过去，而不是勇敢面对它？皈依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给出各种不同回答。不过，宗教的洗礼确实让某些人得以克服个人背景的重担。

战后力求复兴的德国设法借由缄默驱魔，处在那样的氛围中，纳粹的后代必须对自己做许多心理建设，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亲，他曾在德国空军当职业军人，住在黑森林深处的一栋狩猎小屋。他一辈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而且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在许多年间，战争的沉默身影飘荡在德国和法国上空。战争的梦魇至今挥之不去，但人们愿意开口说话了。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样，战后的几个世代人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个议题。某些人后来甚至采取哑巴策略，对那个时代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玷污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见得。记忆并未传承。为了逃避那个过去，我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到法国生活。她一直想要成为法国人，而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她的反应是不解。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继续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常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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