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曾经）生活在德国。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为天主教神甫或犹太教拉比。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驱邪，借此解除身为罪犯之子的命运魔咒？举阿伦·希尔-雅许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虽然他的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高官或重要执行者，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以色列军的拉比。阿伦的本名是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读神学期间决定不要当天主教神甫，因为他不赞同天主教教义。他强调，犹太大屠杀只是促使他皈依犹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犹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宽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质。确实，皈依者不只会受到接纳，他甚至有机会担任拉比，在以色列国防军当随军神甫及指挥官”。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巴尔-昂(Dan Bar-On)认为这种类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摆脱归属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负担”。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逃避过去，而不是勇敢面对它？皈依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给出各种不同回答。不过，宗教的洗礼确实让某些人得以克服个人背景的重担。

战后力求复兴的德国设法借由缄默驱魔，处在那样的氛围中，纳粹的后代必须对自己做许多心理建设，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亲，他曾在德国空军当职业军人，住在黑森林深处的一栋狩猎小屋。他一辈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而且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在许多年间，战争的沉默身影飘荡在德国和法国上空。战争的梦魇至今挥之不去，但人们愿意开口说话了。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样，战后的几个世代人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个议题。某些人后来甚至采取哑巴策略，对那个时代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玷污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见得。记忆并未传承。为了逃避那个过去，我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到法国生活。她一直想要成为法国人，而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她的反应是不解。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继续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常问的问题。

我有德国、法国、俄国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国这个部分对我的人格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德国的历史被强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韦伯曾说：“那是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负担？它从*初就存在，而且不会消失；没有一个俄国人能代表古拉格，没有一个法国人能代表法国大革命或殖民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民族历史。”然而，德国和纳粹却被画上等号。

我对社会边缘人的兴趣促使我研究监狱，然后成为刑事律师。这个职业为我带来写作本书所需的严谨度——至少我是这么希望——让我凭借它援引历史事实，以及探讨书中所提的纳粹孩子们对那些事实的观感。透过他们的案例，我设法理解我们的过去在这个我们不顾一切想要取得主体性的世界中代表着什么。

真相与现实有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有人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导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们的家人。此外，毫无疑问的是，那些纳粹要员没有勇气和力量向孩子们吐露他们犯下的暴行。

纳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变更姓氏，这可能正是因为那个家姓无论如何也撇不开。某些人——例如阿尔贝特·施佩尔或马丁·鲍曼的儿子——甚至冠上跟父亲一样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的侄孙马蒂亚斯·戈林说他喜欢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则表示姓氏无关紧要，继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儿子表示：“逃避这个姓氏无法使问题改变，人不可能逃脱他的过去。”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伦·希姆莱和艾妲·戈林——对自己的父姓感到骄傲，而且非常景仰他们的父亲。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曾经宣称：“即使我是在执行灭绝措施，我一样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对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间的联结无法分割。”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两种互相矛盾的潜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执行命令者何以能够一方面过着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却屠杀数百万人民。这种怪物怎么有办法在亲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门杀害或命令别人杀害无数男女老少，毫无人性可言？我们该如何描绘希姆莱这号人物，想象他抱着他的“小娃娃”亲吻，然后前往指挥部签署命令处决儿童，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舆论期望我们在那些罪犯身上识别出特定疾病，用来解释他们的残酷行为。但研究这个主题的人从来无法成功找出那些执行命令者有什么独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一名负责检查他的精神科医生指出，艾希曼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我们宁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兽，因为他们的“正常性”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莱维曾说：“怪兽确实存在，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险，比较危险的反而是所谓的普通人。”

在汉娜·阿伦特受人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阐述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并描绘出一个小公务员的图像，他充满干劲但平庸至极，不懂得思考，无法分辨善恶。阿伦特没有为他辩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强调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们都必须不断地“思考”，绝不能舍弃理性，要永远保持质疑精神，才不会陷入恶的平庸性中。

本书所述及的纳粹孩子们原本只知道他们父亲的人格中的一个面向，另外那个面向是在德国战败后才被带进他们的视野。大战期间，他们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察觉周遭发生的事。他们出生在1927—1944年之间，*年长的在德国溃败时也还不到十八岁。他们的童年回忆通常只有巴伐利亚的苍翠牧野。许多人生活在帝国领袖的贝格霍夫山庄周边受安全保护的范围内，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离奥地利边界不远。这个领导人专用区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禁区，错综复杂的战局和战争所导致的残酷恐怖都被隔绝在外。而在战后的许多年间，第三帝国的史实完全没被列入德国学校的教纲。

他们的父母可是人间怪兽？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找寻，就是无法在艾希曼身上发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过这么说的意思当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饭。”检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来*不正常的怪兽”，但阿伦特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的公务员”，“正常得吓人”。1961年审理期间，一名精神科医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检查过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伦特则写道：“理查三世决定本着原则行恶，但艾希曼心中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艾希曼本人则宣称他是个温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对犹太人怀抱病态恨意的狂热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脑。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大的罪犯之一，是因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这跟愚蠢截然不同。这种缺憾的其他显现方式是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记忆失常问题。艾希曼无法知道或感觉到自己犯下了罪恶，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识。“他所做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认这个事实（……）”阿伦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对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为他认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儿”。阿伦特认为，光是缺乏意识这件事就足以让人成为历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无论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个原罪，那就是放弃行使一切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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