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精彩样章】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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