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基本意义在于由机器时代的问世而发生的一整套复杂变革。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追溯到 1760～1800年或者 1760～1840年；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仍远未能获得解决，且有些新发明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上述年代或多或少准确地标志着对旧的生活秩序——对这一生活秩序及其变体的认识，几乎是从文明世界一开始就有的——的推翻，以及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新秩序的艰难开端。

我们通常认为是某些发明家引入了机器，但实际上其中许多只是对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的采用，这些原理因为具有任何商业用途或价值的时机还未出现，并未付诸实践。 18世纪末许多因素的交织，产生了对机器的需求。除非有更大的市场，否则超越旧式手工方式的大生产将无用武之地，而要有更大的市场，除非有交通运输手段。资本也必不可少，而这就需要引入现代银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法人（corporation）的运用，尽管那时法人在金融、保险和交通比在制造业公司中更加显著；制造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革命，但基本上还保持着个体经营模式。在这场大转型中，英国走在世界前头，不是因为它的许多发明，而是因为它有市场、资金和原材料（主要是煤和铁），使得新的生产方式有利可图，然后发明应运而生。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特别提及历史学家通常不曾注意的一点。尽管当时机成熟时，应用发明会自然地随着已知的科学事实和原理而出现，但机器却不得不等待特定的商业需求，以及另一个条件，即制造大型机器的机床的发明和生产。例如瓦特就是这样改进了蒸汽机的理念，以确保它一旦成品，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如果缺少机床，它就无法制造出来。而在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机床的粗陋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几乎完全使用木工。

新机器需要加工钢铁和其他金属的机床，瓦特的发动机制造不出来，因为没有机床能够准确地制作一个直径六英寸、两英尺长的汽缸。十多年以后人们才设计和制造出合适的机床，以生产 1765年瓦特设想的发动机。人们谈到机器时代来临的故事时，通常是指伟大发明家，如瓦特、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等，但要是没有另外一批伟大人物，这些人的发明可能是徒劳的，而这些使得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床建造者，在历史上几乎默默无闻，如约瑟夫·布拉马、塞缪尔·边沁爵士、亨利·莫兹利（所有人中*伟大的），还有更多。因为某种原因，在本章所涉时期直到1850年，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是世界上*好的机床制造者。其他民族有一些 理念，但不能应用于实际。

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纺锤，提高了操作工的产量。五年后，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得水力替代人力用于纺织业。到 1793年，美国的伊利·惠特尼用他的轧棉机，让美国的棉花产量开始了其惊人的上升之路。原料的供应量每年跳跃式增长，同时，远东，尤其是英属印度帝国，为加工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市场。这个例子说明，多种因素，包括英国的岛国地位，在大致同一时期综合作用，使得机器生产既必要又有利可图。

另外，这一时期，机器制造和其他用途对钢铁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的木材供应因用于冶铁燃料而趋于枯竭。大约在 1783年，迫于形势压力，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可以用烧炭的方法来利用煤。煤的焦化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被应用于冶铁，在朝向机器和工厂时代的转型中，使英国*重要的两种自然资源发挥了*大作用。采煤和冶铁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运输重材料的更高需求，驳船建造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良好的国内交通与对航海线路的控制结合起来，帮助英国启动了新的征程。我们无法进一步具体陈述一种因素如何与另一种因素相互关联以及所有的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使得英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场”，而必须回到始于18世纪末的大变革对人民的影响。





流动的“人手”



回到人口的主体，即农业人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群体不仅深受机器，而且深受产业转换的影响。英国绝大部分毛织业，为小农场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职。然而，新的棉花产业依靠机器和非人力。棉纺生意不是将劳动分解成不同的阶段让村民在家里干活，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经营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厂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板和房屋的业主，而成为纯粹住在出租房里挣工资的人。

在法国战争期间，工资与生活成本变得严重失衡，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议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善这种局面的努力留给了地方当局。在 18世纪，由议会产生的政府不仅腐败，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进入下一个世纪，政府才全面改进工作方法，以便能够在日益发展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它大体上还是一个在不同于都铎时代的环境下尽量运转的都铎式机器。例如，国家管控工资的理论在英国生活中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要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劳工法》，但是议会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学说的影响，在 18世纪末拒绝干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旧法规还在名义上发挥作用。

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地方权力，愿意尽力帮助农业劳动者，可是不幸地采取了一种将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错误方法。 1795年在斯皮纳姆兰召开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会议上，他们规定了工资随谷物 [小麦]价格涨跌的幅度。虽然他们建议雇主按照这个计划提高工资，但同时规定，如果劳动者没有获得认定的数额，应该用堂区基金（parish funds）给予补贴，条件是他首先被宣布为一个贫民。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雇主们利用了他们的机会，不是加薪，而是让堂区基金来填补缺口，结果一大部分农业人口为了谋生而沦为贫民身份，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明显沉沦了。尽管地方税收增加了，这项制度还是受到雇主的欢迎。它不仅避免了许多人担心的劳工阶级的革命，而且利润和租金的上涨远远填补了税收的上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这项制度实际上推广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村庄，代价是诚实的贫穷劳动者遭受了许多苦难，失去了尊严。

直到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所有这些力量的全部影响才被感觉到。但这个过程在本章所涉的时期就开始了，人口和工厂的增加，几乎立马开始显现出负面效果。在毛纺业时期，工作是由相当数量的工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没有现代工业主义的妖魔，即管理费用。但是建立工厂和安装机器需要巨额投资，对于用自己的资金或借贷投资的雇主来说，未能盈利就可能导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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