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的家庭手工业制度下，风险和利润被广泛地分散成较小的份额，而新制度意味着所有权的集中，少数人可积累大量财富，而从前独立的家庭手工工人沦为纯粹的雇用劳动者，依赖于新工厂主获取所有生活资料。先前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用于贴补家用，工人的食品和住房已经得到保障，尽管相当贫穷。而现在，雇佣制和不同水平的工资制度，已经意味着产业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能够达成什么协议。

日常开支和通过新方式迅速致富的欲望，使得大多数雇主残忍地对待他们的工人，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为了*大程度地发挥机器的生产力，劳动强度增加了，因此通常童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极限是十二小时。要是劳动力的供给受限，境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正如我们在工业革命一开始就看到的，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造成劳动力供给的过剩，而这种过剩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加剧。诚然，机器生产使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但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并没有降低，主要是食物成本，而这应归咎于谷物法和对法战争，我们将在下文论述。此外，旧的乡村贵族虽然专横不公，但他们从土地的长期占有和与佃农的关系中，养成了某种责任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新富的工厂主中通常是整体缺乏的，在谋利过程中，他们把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看作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对任何过往时代的社会状况作出准确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权威们观点各异，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回顾的古老的英格兰，无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乡村地主与世代依赖其土地生存的佃农之间，还是作为生意所有者的城市商人与住在师傅家的学徒之间，较之新工厂主与他们或许根本不认识或叫不出名字的流动的大量“人手”，有一种更加亲密和人性化的关系。个人主义和金钱关系的时代开始了，善与恶交织在一起。





两个英格兰



距大型工业区的快速兴起还有一二十年，但是为了一窥“两个英格兰”，我们不妨对这一时期的伦敦做一个特写。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从这座城市的老区向西迁移，或者面朝新开发的花园广场建造房子。然而在 1801年的大约九十万人口中，这一阶层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们可以根据经济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过道。

从小说、日记、书信中，人们对上层阶级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样社会等级的人的乡村生活已经十分了解，通常形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乔治时代的英格兰”的图景。然而，如果不展现穷人生活的阴暗画面，我们就不能理解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还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称的“白领阶层”，如小职员等，其工资通常低于熟练的工匠。

在伦敦的劳工阶级中，整个家庭通常住一间屋。*穷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里；稍好一点的住阁楼；更好一点的拥有**层或第二层的房屋。*穷的人的境况非常糟糕，几乎难以形容。而对于拥有单间的家庭来说，数个成员，有时多达八个或更多，要睡在一张床上。床单，如果有的话，一年只洗两三次。害虫滋生的毯子从未洗过。窗户通常不能打开，由于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烧饭炒菜，屋里空气污浊，而且充满着来自楼梯间底层的厕所的恶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较好楼层的人，也要忍受楼上楼下的邻居租户。对于从事“体面行业”的工匠，标准的住房是一个单间，他既在其中频繁地开展业务，也在其中过家庭生活。

没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厂附近，一般非常拥挤。尽管我们可以从上述条件中逐步上溯到过得更舒适的人，我们也必须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们寄身于租金*便宜的、由悍妇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个就是法雷尔夫人，她于 1765年去世时被发现有六千英镑的积蓄，而这都是通过出租两便士的廉租屋得来的。在这些还不算*差的避难所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时可以发现冻馁而死的尸体。毫不奇怪，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屈服于杜松子酒的普遍祸害，作为无法忍受生存现状的唯一解脱。

我们易于把 18世纪看作一个相当冷漠、固化的时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败，但它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是不确定性。基本条件的改变，比如我们所谈到的农业变革、富人赌博、商人融资困难、穷人对失业的担忧或者已经失了业，这一切都助长了不确定性。债务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进监狱。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伦敦的“弗利特监狱”或王座法院这些地方，恢复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时整个家庭被监禁，孩子在狱中养大。这里，或诚实或欺诈的债务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与*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狂放堕落的环境中生活。到1814年，据说弗利特监狱成了伦敦城*大的妓院。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暴力，无论在乡间公路还是城市街道，哄抢、骚乱、公路打劫这类危险比比皆是。

我们还可以勾勒许多阴暗面，但是，所述内容已经足以冲销圣诞贺卡上“快活的老英格兰”图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类实际遭受的苦难，就如同很难将两个时代总体的光与影放在一起比较。这样说不是要*大程度地缩小过去或现在的罪恶，而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观念和世界观改变了，而且显然我们神经系统对痛苦和磨难的敏感性也改变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个人的腿在今天不仅被认为是极端残酷，还会受到质疑：是否一个人实际上不必比一个世纪前的先辈遭受更多的苦难，当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麻醉药。正如我们发现缺少许多东西将造成难以忍受的不便，而我们的祖先因为从没有听说过那些东西，也就根本不觉得缺失。

回顾 18世纪末的伦敦，我们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 当时居住在其中的人与世纪之初相比，看到了进步。实际上许多方面都进步了，例如供水、铺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导致的夜间街头犯罪的减少，而*大的进步是多数公众对于弱势人群态度的改变。对比中世纪的慈善事业，近代人道主义刚刚起步。那场运动的镜头已经变色，而我们现在便是借此镜头回顾所有过去时期，通常会非历史地遗忘这些近代人道主义景象是多么新颖，以及我们对苦难变得更加敏感。





改革的福音



大约同时期的另一项由个人发起的重大改革就是监狱。1773年约翰·霍华德被任命为贝德福德郡的郡长。他发现自己辖区的监狱条件如此令人震惊，决定把余生都用来研究英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监狱问题，以唤起公众舆论，让议会至少采取行动改善他所发现或者曝光的*差的监狱条件。我们还应当提到诸多事例中的另一个，即 1787年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建立，一大群普通公民在威廉·威尔伯福斯的领导下奋斗不懈，二十年后奴隶贸易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被废除。对于即将在那个世纪成为帝国一部分的所有新属地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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