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与冶金·戴裕民
丝绸染织·戴裕民
农作技术·张仲葛
八 医学与颐养
望闻问切·吴安尔
针灸与中药·吴安尔
食疗与药膳·吴安尔
古代体育·刘东
房事与养生·周一谋
九 烹调与饮食
宫廷御膳·王学太
菜肴菜系·王学太
风味小吃·王学太
饮酒文化·刘东
品茗之道·宗群
十 器物与玩好
青铜器具·周永珍
玉器文化·杨伯达
瓷器之国·张小舟
文房四宝·张懋镕
古代钱币·李学勤
衣冠演幻·易夫
民间玩具·李寸松
十一 兵法与武备
兵书与阵法·蓝永蔚
兵器的演进·蓝永蔚
战车与车战·蓝永蔚
十八般武艺·周之华
尚武精神·刘东
十二 疆域与物产
疆域的变迁·林荣贵
汉字文化圈·聂鸿音
名山与大川·徐梓
珍异与土产·何本方
十三 礼节与民俗
婚丧礼俗·刘志雄
节庆与禁忌·刘志雄
说唱艺术·赵珩
民间美术·陈绶祥

中华文明读本 节选

儒家道统
◎牟钟鉴
儒家道统是儒者关于“圣贤之道”即儒学基本原理传授系统的学说。儒家学者在圣贤崇拜心理的支配下，对于儒学精要进行长期的反思，在外部同众家异说和佛老划清界限，在内部同异端思想及各种偏向划清界限，以保持儒学基本精神的纯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推动了儒家哲学发展主脉的形成。
早期儒家即已崇拜古圣王贤臣，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能够敬天惠民，合乎儒家的理想，而把自己当作古圣贤之道的继承者。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祖榜尧舜，宪章文武”，认为尧、舜、禹、汤、文、武都是顺天应运的古圣王，顺次第相传接。孔子称赞说：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舜能“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禹则“菲饮食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周之文武乃是盛世，“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己矣”（《论语·泰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以复兴周礼、继承和发扬周代礼乐文化为己任，在匡地遇险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足见他己经把自己创立儒学看作是先贤之道的继续。
孟子是儒家道统的重要先驱者，他为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对于尧舜之道及其传授世系，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章句上》）；尧舜之后是夏禹，“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孟子·万章章句上》）；汤又继禹，行王政，伐不义，“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乃至周代，“文王发政施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章句下》），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己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特别推尊孔子，称他是“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章句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还引宰我的话，说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从而确立了孔子在儒家道统中的至上地位。
孟子所理解的尧舜之道，其中心就是仁政，即仁义之心发为治国之政。他认为，尧舜之道历代必有圣贤出来为之推动，而圣贤不世出，“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岁”（《孟子·尽心章句下》）。按照他这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说法，“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论年数则超过，论时势则当可，而孔子又不曾为世君所用，未能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果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与？”（《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显然，孟子以孔子未竟之业的继承人自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
孔子后学的另一重要代表荀子，同样以“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为仁人之务，却又不赞许孟子，认为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苟子·非十二子》）。诚如《韩非子·显学》所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争，汉魏有郑学与王学之争，都重经而轻道，或论阴阳立神学，或考章句订文字，在正统儒者看来都有所偏失，故难入道统之列。扬（杨）雄不满意当时儒家经学的烦琐、蔓衍和神秘，斥之为“羊质而虎皮”。他要效法孟子，起来捍卫圣道：“古者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但他不赞成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点，指出道统之传，不必拘泥于年数。他极力推崇孑L子，认为仲尼之道“关（贯）百圣而不慙（惭），蔽（塞）天地而不耻”（《法言·五百》），“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法言·吾子》）。他的卫道精神受到后儒赞赏。唐代韩愈在《读荀》中说：“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
魏晋时期：佛道兴起，两汉的儒学独尊变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直至隋唐，儒家创不出新的哲学体系，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哲学反而兴旺发达，在思想文化高层次上占领了一大片阵地，形成对儒学的巨大压力。一些儒者由此产生了危机感，企图重整旗鼓，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以适应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这就是唐宋儒家道统重新被提出和被强调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说孟子提倡卫道，是为了在诸子争鸣中争取儒家的正统地位，那么由韩愈开端的唐宋道统论，则是为了在抗拒佛、道的斗争中保持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是儒家道统说的奠基人。在此之前，道统之说并不尊显，而自韩愈在《原道》中明确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世系并大力提倡儒学复兴之后，儒家道统说才大行于世，并在宋代为道学家所公认和发挥。《原道》开宗明义地揭明圣贤之道就是仁义，并说它在治国之教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个儒家之道体现了《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文化传统，而根本不同于否定教化的老庄，以及“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的佛教。此道由来已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而自孔孟之后，此道隐埋，“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一出，道统中圣贤的序位就此正式排定，即：尧、舜、禹、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孟子，两汉与魏晋儒者一概排除在外。从此孔孟并提，儒学被称为孔孟之道。韩愈卫道的感情十分强烈，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立志扶树名教，并以孟子之后道统的继续者自居。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说：“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并崇孔孟、阐扬《大学》、梳理道统、排辟异端的言行，都对宋代的儒学发生巨大影响，成为从汉学过渡到宋学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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