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冯自由回忆录-上下册 本书特色

★ 16开平装，东方出版社出版

★ 冯自由（1882-1958），1895年在日本横滨随父冯镜如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机要秘书（中国民国总统府首任机要秘书），蒋介石国策顾问

★ 《革命逸史》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 章太炎评其治史“阿私之见少矣”。此部回忆录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曾任《逸经》、《大风》杂志主编的陆丹林亦称此书“全在事实为本，绝不以道听途说来做依据”，是以见其可贵。以个人传记和轶事为重，不假构，不虚美，不隐恶：其人正，其文直，其事核，成就了这部民国革命人物档案实录

★ 130多万字的《冯自由回忆录》，包含着异常丰富的鲜活史料，值得一读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冯自由《革命逸史》述评 

　　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龙。祖籍广东南海。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说长崎)华侨之家，1958年4月6日卒于台北。 

　　冯氏早年致力“革命”，晚岁则专事著述。所撰著作甚夥，影响大者有1915年初版之《三次革命军》、1928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45年初版之《华侨史话》、1946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续编》、1945—1947年初版之《革命逸史(1—5集)》、1947年初版之《华侨革命开国史》、1948年初版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54年初版之《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81年初版之《革命逸史(第6集)》等。学界为称道、史料价值高者，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两书。 

　　《革命逸史》初集由林森题名，共录史料80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逸经》文史半月刊(凡三十六期)。所据主以香港《中国日报》、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二集由蒋中正题名，共录史料58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及十日刊(凡三年)。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珍藏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三集由吴敬恒题名，共录史料36则，先已公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华侨先锋》、《桂林党义研究》半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全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四集由居正题名，共录史料33则，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香港《中国时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民国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华侨先锋》、《扫荡日报》、《南风》月刊、《永安龙凤》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五集由张继题名、蒋中正题字，共录史料31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同于前四册。 

　　《革命逸史》第六集共录史料22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亦同于前五册。 

　　“逸史”之名，相对于“正史”而言者也。若谓“正史”为“在朝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则“逸史”就是“在野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故凡民间之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可归入“逸史”名下。冯自由自述“逸史”与“正史”之区别云：“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载。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 

　　“补官书之阙漏”，可为“逸史”之职责，但非为其全部职责，更非为其主要职责。“逸史”或“野史”之主要职责，是在“正史视角”之外，提供“另类视角”，是实现“视角转换”或“视角互补”。在同一视角下增补材料或捡漏拾遗，只是“量”的不同：“转换视角”，则有“质”的不同。“补官书之阙漏”，亦不无价值，然若与“正史”站在同一视角看历史，则历史之大量信息，就被损耗了。仅在史料上“补官书之阙漏”，无足道也；只有在视角上“补官书之阙漏”或“补官书之未备”。方得谓之上乘。 

　　冯自由《革命逸史》，乃系超过百三十万言之巨著，甚为“补史料”之作欤，抑或为“补视角”之作欤？著者以为两者兼备焉。 

　　朱寒冬、高红以为冯氏之书只为“补史料”之作，非为“补视角”之作。其言曰：“它与国民党史界的诸多革命著作一样，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为系列编写党史或革命史，而对光复会、日知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往往有所忽略。”地域上则偏向广东、香港及海外华侨集居地，而忽略“两湖”、“江浙上海”两个“革命中心”。“打下了这种所谓‘正统史观’的印记”。(《冯自由与<革命逸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4期，页93—94)既被斥为“正统史观”，当然就没有增补“新视角”。 

　　但却增加了“新史料”。朱、高两人之文只在“新史料”层次上肯定冯氏之书：“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同上，页94)。这些“新史料”包括作者个人之私藏，如“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及早年“笔记函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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