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第五集由张继题名、蒋中正题字，共录史料31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同于前四册。
《革命逸史》第六集共录史料22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亦同于前五册。
“逸史”之名，相对于“正史”而言者也。若谓“正史”为“在朝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则“逸史”就是“在野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故凡民间之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可归入“逸史”名下。冯自由自述“逸史”与“正史”之区别云：“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载。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
“补官书之阙漏”，可为“逸史”之职责，但非为其全部职责，更非为其主要职责。“逸史”或“野史”之主要职责，是在“正史视角”之外，提供“另类视角”，是实现“视角转换”或“视角互补”。在同一视角下增补材料或捡漏拾遗，只是“量”的不同：“转换视角”，则有“质”的不同。“补官书之阙漏”，亦不无价值，然若与“正史”站在同一视角看历史，则历史之大量信息，就被损耗了。仅在史料上“补官书之阙漏”，无足道也；只有在视角上“补官书之阙漏”或“补官书之未备”。方得谓之上乘。
冯自由《革命逸史》，乃系超过百三十万言之巨著，甚为“补史料”之作欤，抑或为“补视角”之作欤？著者以为两者兼备焉。
朱寒冬、高红以为冯氏之书只为“补史料”之作，非为“补视角”之作。其言曰：“它与国民党史界的诸多革命著作一样，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为系列编写党史或革命史，而对光复会、日知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往往有所忽略。”地域上则偏向广东、香港及海外华侨集居地，而忽略“两湖”、“江浙上海”两个“革命中心”。“打下了这种所谓‘正统史观’的印记”。(《冯自由与<革命逸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4期，页93—94)既被斥为“正统史观”，当然就没有增补“新视角”。
但却增加了“新史料”。朱、高两人之文只在“新史料”层次上肯定冯氏之书：“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同上，页94)。这些“新史料”包括作者个人之私藏，如“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及早年“笔记函牍”等。
韩戍则以“辛亥考古”评冯氏之书：“幸而有冯自由和《革命逸史》的‘辛亥考古’，让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又重新为我们知晓。”(《冯自由和(革命逸史)》，《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页136)但此处所谓“考古”，似仍停留于增补“新史料”之层次，谓其“写史时抛弃党派偏见，慎之又慎，力求准确”，有肯定其增加“新视角”之意。但措辞并不明确。
傅国涌则多少论及“新视角”之问题，谓其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页24)；又谓其《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不足(同上，页25)；又谓其“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为后世留下了难得信史”(同上，页25)。“不虚构”、“侧重于”、“并不是”云云，都是一种“新视角”之表征，只是傅先生没有明说而已。
著者以为冯氏《革命逸史》作为“野史”之一种，既有增补“新史料”之功，又有增补“新视角”之功。此处所谓“新视角”，当然是相对于“官史”而言。立于“官史”之视角，看到的是A面；立于“野史”之视角，看到的却是B面。两面可以互相对立，但却一定是可以互补的。如李燮和，“官史”看到的是其“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其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等“辛亥功臣”之一面。再如杨衢云、秦毓鎏、尤列、陈少白等辛亥先驱，“官书”看到的是他们“属于黄兴和华兴会体系”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他们或“比孙中山先生资格更老”，或“和中山先生并称为‘四大寇”’之一面。在A面被推为“正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能够看到另一侧“与众不同的历史”，看到“B面之历史”，当然是有功于“新视角”的。
冯氏曾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页97—122，1906年4月)，构建出一整套“社会主义思想”，因之“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陶季邑《从<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时期冯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益阳师专学报》第14卷第1期页74—76，1993年2月)
冯氏又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少年中国报社印行，1915年6月1日)，视世博会为“网罗文化之集合体”及“诱导文化之催进器”，特从“文化主义”之视角观察世博会，对于“中华文化”有批评，亦有赞颂。(陈占彪《尘封近百年的冯自由世博会游记》，《世纪》20lO年第4期，页16—19) 以上两例说明，冯自由尚不失为一个有想法、会思想之人，看问题之视角常能与众不同。其《革命逸史》之写作，亦当不差于上述两作：多多少少有功于“新视角”之增补，决不走“人云亦云”之路。
今将冯氏《革命逸史》列入“民国名人回忆录”系列，故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望读者诸君察之。
西元二千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于北京

革命逸史-冯自由回忆录-上下册 目录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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