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草案”被废除/ 389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倒退/ 393
身无分文赴巴黎参加iso会议/ 395
华沙会议上的两次发言外汇稿费需上缴/ 398
张宁和的经历巴黎与华沙两重天/ 400
苏联见闻/ 403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 405
应邀去香港演讲文字改革/ 408
香港的巨变及回归问题/ 412
到夏威夷参加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 416
《汉语拼音方案》在华语文化圈的影响/ 420
夏威夷土著文化中日美文化在夏威夷/ 423
在美国讲学旅行探望张元和/ 428
现代化城市圣巴巴拉旅馆和女服务员/ 431
在圣巴巴拉市的两次演讲/ 434
在芝加哥大学演讲/ 437
讨论“同音词恐惧症”/ 439
探望表弟美国式家庭生活/ 441
重访纽约/ 443
开眼界：用电脑查书目/ 446
在联合国语言学学会演讲用英语讨论华语问题/ 448
美国大选观察纽约黑人问题在宾大演讲/ 451
看望张充和在耶鲁大学演讲/ 454
与《江青传》的作者交谈/ 457
尾声/ 461

附录窗外的大树/ 463

人物索引/ 467
周有光年谱简编/ 473
周有光著作一览/ 477
周有光家族世系表/ 481
张允和家族世系表/ 483
鸣谢/ 485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相关资料

百年沧桑笑谈间

葛剑雄



去年一月，在恭贺周有光先生108岁寿辰时，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予以优秀遗传基因，使之健康长寿，智力超常；须自幼接受良好而全面的教育，使之具备全面优良素质，掌握古今中外知识；给予历史机遇，既使其历尽艰辛，又获得发挥其智慧才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本人在大彻大悟之后，能奉献于民众、国家和全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伟人天才，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罕见记载。而周先生不仅具备，还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以下简称《口述》），就是一项新的纪录。

《口述》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先生在1996—1997年间的口述录音整理的，在2014年补充了一段“尾声”。周先生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周先生已是109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副其实。

周先生的长寿、完成口述时的高龄、高龄时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世所罕见，这部回忆录内容的丰富程度在中外名人中是少有的。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太平天国、五卅惨案、救国会、抗日战争、西迁大后方、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太平洋战争、“二战”胜利、战后美国、思想改造、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早期国际交往、《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问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等，涉及的地域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缅甸、新加坡和中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到东南与香港等，涉及的人物有吕凤子、屠寄、刘天华、刘半农、孟宪承、陈训恕、张寿镛、胡适、沈从文、尚仲衣、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陈光甫、章乃器、赵君迈、吴大琨、沙千里、宋庆龄、胡子婴、邹韬奋、宋子文、张充和、卢作孚、翁文灏、何廉、梅兰芳、吴蕴初、杜重远、许涤新、陶大镛、徐特立、黄炎培、常书鸿、向达、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老舍、杨刚、刘尊棋、刘良模、范旭东、马凡陀（袁水拍）、潘汉年、村野辰雄、李荣、桥本万太郎、倪海曙、叶籁士、马寅初、叶圣陶、丁西林、胡愈之、陈毅、林汉达、姜椿芳、钱伟长、吉布尼、梅维恒、傅汉思、爱因斯坦等。

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

记录历史事件，发挥主导或决定性作用的人、处于重要或关键地位的人、亲身经历或掌握原始资料、证据的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切身利益，或为了保守机密，或出于法律限制，往往不愿或不能说实话，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谎言，制造假象。局外人、无关者和普通人既无利害冲突也无顾虑，可惜他们了解的内容太少，一般不具备记录的自觉和能力，如果不具有一定的判断和正确立场，往往只留下片面的、甚至极端的印象，出于他们的回忆很可能以讹传讹而南辕北辙。周先生的优势正是介于两者之间，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相关文字改革的工作，他都不属于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角或主要人物，但他又一直以一位爱国者的忠诚、学者的睿智、知识分子的良心起着力所能及的作用，或者以锐利的目光、缜密的思维、细致的分析、客观的立场进行观察和记忆。因此他的回忆兼有两者之利，而又能避免两者之弊。

周先生对一些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回忆只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出发，而不求全面完整，也没有什么个人追求，更不会制造什么轰动效应。在我亲灸周先生的教益和见闻中，有些或许更重要的内容，或许更能显示周先生本人的影响和作用的事，并没有出现在他回忆中。就是他谈及的部分，也只涉及主要方面。如在口述中，他只谈了一次与爱因斯坦的聊天，实际不止一次。他曾告诉我，那时爱因斯坦觉得无聊，很愿意与人聊天，所以在首次见面后，他们又聊过几次。周先生说：“因为是他无聊才找我去的，所以后面几次谈了什么我早已忘了。”周先生绝不会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会详细讲述无关紧要的内容。又如“反右”，是“文革”前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也是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周先生因从上海调入北京、从经济学界转入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有惊无险，因此他的讲述只用“不是一个重点单位，但是也必须按照比例划百分之几的右派，因此划了几个青年”一笔带过。章乃器是他的老朋友，周先生说：“章乃器是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期间公认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运动就定了他是右派。”在谈到沙千里取代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时，他提及当时一些附和‘反右’运动的人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这是假君子；沙千里也是‘七君子’之一，这是真君子。去掉一个假君子，来一个真君子，这就很好。”就像一幅白描，淡淡几笔再现了当时残酷的现实。周先生去看望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由于不知房号，在一幢八层公寓中一间间敲门，直到最高一层时才找到，“他开出门来，跟我都相互不认识了”。章的前妻胡子婴，住在副部长级官员的大院里，“非常关心章乃器的事情，我跟胡子婴也经常来往”，但周先生看望章乃器后写给她的信，她居然没有收到。这些小事的背后，有多少值得后人想象或探究的残酷史实！正规的中国“反右”运动史或章乃器、胡子婴的传记大概不会有这些内容，但却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所可望不可求的。再如，在“文革”后期和打倒“四人帮”后风传一时的江青接受美国记者维特克（victor）采访和《红都女皇》一事，既有正式红头文件的传达，又有民间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有香港出版的书。但周先生在访美时从他的连襟傅汉思（hans frankle）处得知，维特克是他的学生，是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是位严肃的学者。周先生与维特克见面，听她讲了采访江青的情况，还看了维特克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发现除了引用江青的谈话以外，这本书并没有对中国不友好的内容，用事实澄清了这个曾经流传海内外、轰动一时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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