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有关。这个神（*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马伯／乐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
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游牧部落。
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踞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尽管对于**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一前10507），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
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一种生气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
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早的青铜器装饰。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中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伟大的历史 作者简介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法同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是法国亚洲史学界的泰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工作。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1933年，成为塞努奇博物馆的馆藏指导及亚洲艺术藏品的负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格鲁塞发表了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草原帝国》（1939）和《十字军史》（1934-193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维希政府解除了他在博物馆的职务，但他仍秘密保持研究工作，并在战争期间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和蒙古的作品。
　　法国光复后，他先后成为塞努奇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的馆长。194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46年至1949年间，他出版了最后的四部作品，主要围绕着小亚细亚和近东进行撰述。
　　格鲁塞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了：《亚洲史》、《亚洲的觉醒》，《中国史》、《中国和她的艺术》、《蒙古帝国史》、《佛陀的足迹》、《成吉思汗》和四卷本的《东方文明史》等十几部著作。其中多数都成为世界历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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