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翁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所作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们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的关系比喻为韩信与萧何，说翁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韩信月夜追萧何，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不过这次见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开学会振士气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高燮曾联名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以儆将来，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挟朋比私，淆乱国是”之语，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康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清廷。这次草拟的奏疏特别是康转交给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根据他的一贯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荐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这是清政府官员**次正式举荐重用并请求皇上召见康有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片上当日，即有上谕责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议有违清廷惯例，所以总理衙门在经过研究后并没有采纳。这其中并不像康有为后来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的建议不仅有违惯例，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不需要现在就作出决定。总理衙门当时*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康有为不断从旁介入，方有后来故事的发生。
清政府没有很快启用自负的康有为，这其实也在康的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决定继续留在京师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政治策略实际上就已形成，即继续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以双管齐下、上下其手的老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以此为阵营，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欲续先前强学会之旧，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地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正是在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奉旨照办。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还与詹事府中允文焕、翰林院编修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勖主持，并将已拟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勖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勖的意见不为康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经济学会*终胎死腹中。

1898年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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