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内容简介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由94岁高龄的陈明老人口述往事，主要讲述其与丁玲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突出了两位老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党终生不渝的信念。《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描述了从抗战（延安时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反右蒙冤到文革遭遇，以及平反后重新投入工作的曲折生活经历，细节丰富生动，大量细节逐一披露，很多内情迷雾拨开。对于了解丁玲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目录

引子

**章 走向革命（1927～1937）
1．幼年离乡，求学京沪
2．投身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3．告别上海，奔向西北

第二章 在延安（1937～1945）
1．进入抗大
2．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
3．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4．转战山西
5．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6．凯旋延安
7．与丁玲结合
8．参加整风和审干
9．唱词《平妖记》——我的新尝试

第三章 在晋察冀（1945～1949）
1．依依难舍别延安
2．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
3．进驻石家庄
4．去东北

第四章 在北京（1949～1958）
1．出席**次全国文代会
2．工作落在电影局
3．从《海港生涯》到《六号门》
4．改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电影剧本
5．丁玲受诬

第五章 北大荒岁月（1958～1970）
1．在荒原上建新家
2．悲喜交加密山重逢
3．王震把我们安排到汤原农场
4．不想回北京，留在宝泉岭深入生活
5．“文化大革命”遭难

第六章 铁窗（1970～1975）
1．戴上手铐押离农场
2．走进秦城监狱
3．审讯
4．国家无宁日，狱中奈何天
5．狱中生活
6．出狱

第七章 嶂头村（1975～1979）
1．又见丁玲
2．新邻居，新朋友
3．新的家
4．进京上诉
5．中组部同意丁玲回京治病

第八章 重返北京定居（1979——）
1．平反，恢复党籍
2．与周扬的关系
3．《杜晚香》、《“牛棚”小品》与《三访汤原》
4．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
5．出访
6．丁玲逝世前后
7．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
8．晚年生活

附录一 三访汤原
附录二 追叙夜审丁玲
附录三 记入狱
后记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节选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沈钧儒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学联派代表参加。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中，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团体，中学联是一个。在上海多次游行示威等群众组织活动中，麦伦中学是比较活跃、比较扎实、具有战斗力的学校之一。　　北平学联派人南下联络，来上海的学联代表是燕京大学的陈翰伯。陈翰伯抵沪后，通过章乃器找到麦伦的校长沈体兰，沈校长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到中学联主席团会议的会场上，他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况，他的话激动、热情，富有煽动性。他的到来，推动了上海学联的成立。在这期间，我先后认识了复旦大学的裔漱敏、税务专科学校的胡实声等，他们都是大学联的执行委员。上海学联成立后，指定麦伦中学负责总务工作。　　大约在1936年5月间，华北学联第二次派陆璀、李家栋、刘也夫三人来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他们到麦伦来和我联系，并交给我部分工作：邮寄全国学联的宣传品、刊物、文件。我发动初中部的同学，稳妥地完成这项工作。全国学联的《成立宣言》，是李家栋起草交给我负责印刷的。　　5月30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白渡桥附近的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宣言》要赶在这个会上散发，我雇了一辆黄包车把《宣言》往会场送。赶到那里，会场已经被包围了，白渡桥上排着两三道身着防弹背心的巡捕。我把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顿好车夫，便自个儿过桥进去找人。我找到了章乃器，说我是全国学联的，有一些东西要在会上散发，巡捕拦着，过不了桥。他说：你对他们说，是送给我的。我心想：巡捕如果知道是送给你章乃器的东西，就更不会放我过来了。就在我迟疑之中，会议散了，群众正整队出发，冲破巡捕的拦阻，开始游行。按计划，游行队伍是往郊区的庙行烈士公墓扫墓去。于是我赶忙雇了一辆强生出租汽车，把《宣言》送到庙行，交给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及时散发给了游行的群众。不等队伍解散，我便坐强生出租车回城。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强生出租车的电话号码是40000，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年有个老出租车行叫“云飞”，曾经登广告征求一个便于记忆的电话号码。有人以“三拳一杯酒”谐音“30189”应征。　　强生是新开的出租车行，便用上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号码。可见当年上海做生意竞争之激烈，也可见现在满天飞的谐音广告，早在70多年前的上海就有。　　言归正传：我坐上了tti租车，中途有人要搭我的车，我多了一个心眼，回绝了；我还绕了几个圈，才回到学校。我记得，全国学联成立那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同一天官告成立。　　我们中学联多次组织同学参加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还组织“劝用国货团”，下乡宣传，到昆山等地，演戏、演讲，号召民众抵制日货。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热情充沛，乐此不疲。我和四弟岳祥在麦伦读书，他也受了我的影响，参加剧社的工作，到民众夜校教课。我们都住校，他每周回家，而我是长期住校，偶尔回一趟家。伯父只知道我在学校演戏、教夜校很忙，并不了解我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岳祥回家也不说学校的事。　　1936年暑假，我从麦伦毕业。毕业前，我把有关学联的活动全部移交给了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张则孙，他是李公朴的外甥，是我介绍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当时也是麦伦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我和他一同参加学联核心的活动。1938年他也去了延宅． 麦伦高中毕业，我面临今后的去向问题。我原打算进北京农业大学，而家里人，尤其是大哥贻祥，坚决主张我去国立上海商学院学财会。我的志向和兴趣根本不在财会，不愿经商，而且我了解到当时商学院内国民党反动势力很猖狂，心里很反感，更加不愿意进这所学校。当时我的伯母刚刚病逝，家里笼罩着一片愁云，想到伯父长辈们长期对我生活、学习所给予的关心爱护，实在不忍心违背他们的意愿，便报考了上海商学院。我以敷衍的态度去考试，考得并不好，但没有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1936年秋天我进了商学院，党组织派来领导我的是佘崇懿同志，她原是爱国女中的学生，中学联成立时，她曾到麦伦找过我。佘崇懿帮我和商学院一个党的关系接上头，这位同学告诫我要小心，说院内有人怀疑你是CP，可不要轻举妄动，所以我在商学院故意表现得很“灰色”，打打球，写写毛笔字帖。这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慌失措如丧考妣，商学院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反动学生也垂头丧气。一天晚上，佘崇懿在复旦附中宿舍召开党小组会，同一个小组的还有复旦附中两个学生。会议中间，突然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一打听，说是蒋介石被释放了。我们不知究竟，请佘崇懿向上级组织问个明白。过了几天余告诉我们，释放蒋介石是我们党的主张，是为了避免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释放回了南京，商学院要开庆祝会。同宿舍的同学告诉我，有人说我与上海戏剧界有联系，要我参加庆祝活动的筹备。我非常反感，我怎么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转念一想，过去我在麦伦的演剧活动他们可能知道了，于是我跑回麦伦，在张则孙的宿舍里躲了三天，等庆祝活动完了才回到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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