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 本书特色

☆作者与钱锺书、杨绛通信多年，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

☆ 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作者全新修订纪念，用“外人的客观”揭示钱锺书人生关头的重要抉择。

☆ 生动的笔法，丰富的描写，不夸大不损益的态度，满足普通读者“看一看下蛋母鸡”的愿望

数学零分进清华，大一为钱穆大作写序，参加中英庚款会*届留学生考试让同班同学曹禺退避三舍，24岁与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叶圣陶、刘大杰、丁文江、温源宁等当代名作家同写一专栏，《宋诗选注》被汉学家小川环树称为*好的宋诗选本，晚年在美国大学“打擂台”刀枪不入……

钱锺书身上笼罩了太多的传奇光晕，有人说他是民国时期*才子，有人说他是当代*博学鸿儒，有人说他是北京*后一位隐士；他有一位同样家学渊源、文采斐然的才女做妻子，有一位“读书种子”可惜天不假年的女儿；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经历了战争、动乱和重重变故；他不但英文好，也精通法、德、意及拉丁文，主要著作却是用传统文言写成；他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英法求学，公认天赋绝伦，却难以完全施展，*出名的是一本小说……

如此种种，一个钱锺书，需要一部胡适说的“没有忌讳”的“可靠的生动的传记”，本书即努力达成此种要求。

钱锺书 内容简介

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

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

钱锺书钱锺书 前言

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囵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该书**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意义深长的散文，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针砭时弊，隐寓嘲讽。其中使我印象*深刻的一篇当推《读〈伊索寓言〉》。也许是故事*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理，我读完后，还把全文抄录在日记本里，当时就认为作者才气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权，国民党退处台湾，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原因当然有千百种），*后得出一个结论：打败国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份。这个结论正与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利顿（Edward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之力甚于剑）的说法不谋而合。因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为禁书，即使沈从文、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Kent Hall）四楼会议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可是他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中说，“卡莱尔在英雄崇拜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当初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红人）—一个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域》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且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近Ronald Egan的英译《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大陆出版的钱锺书传记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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