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之间的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中央日报》，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汪的抬爱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若能进外交部，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年初，他人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于将。这时高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仅可勉强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曾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无奈不得其门而入。后在一位日本特高课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可行的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之职责，给予领事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
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字膺白）奉命在北平处理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事宜，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与“满洲国”通商、通邮等各项事宜，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郛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发现此事并非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需在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话。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黄郛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
到华北后，高宗武受到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汤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也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高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特别欣赏他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爱为官的态度。
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高本人却这样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交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翻检张群口述、陈香梅笔录的《张群先生话往事》一书，此事未能得到证实。但周的文章公开见诸报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
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部长，以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初期望……”张曾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径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周谷不知何许人，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这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用人上向来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掌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又岂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上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对日交涉各事高均有参与。张群也曾派他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可见高在蒋、张两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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