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服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又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
战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曾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该日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在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两次推动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首相近卫文磨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计划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州”。日本人挑中高宗武为试探人选，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和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至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其责任与分量不轻。

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 作者简介

范泓，1955年生。现居南京，供职某新闻单位。2000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文汇报》、《老照片》、《温故》、《书屋》、《随笔》及《传记文学》(台湾)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著有《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与李敖打官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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