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七年 本书特色

阿奇•布朗所撰写的本书，深入而客观地评价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相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没有作品能够取代这本书的地位，取代这本书对这段影响了俄罗斯和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精辟剖析。
——前美国驻苏联大使（1987-1991），马特洛克，《冷战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专家中间具有权威地位。
——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莫斯科时报》
这是众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中*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这位改革者内心和改革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本书要向我们阐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尔巴乔夫通过改变苏联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并且他将这二者出色地融为了一体。
——列伐福德，《外交事务双月刊》

改变世界的七年 内容简介

《改变世界的七年》一书深入而客观地评价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没有作品能够取代这本书的地位，取代这本书对这段影响了俄罗斯和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精辟剖析。
《改变世界的七年》一书译文32万字，对书中一些不当地方已做了删节，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共分十章进行分析与阐述。

改变世界的七年改变世界的七年 前言

序言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后的观察和思考。由于苏联解体，许多档案资料解密，上述两个部分的写作就参考了许多档案，受益颇多。第二部分则带有“实时”写作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仍处于巨大转变的过程中写作的。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拜厄特对于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建议和耐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以及四位匿名读者所做出的结论，认为我在20年前所写的文章仍具有再次出版的意义。此外，他们还肯定了将这些文章与我所撰写的新的文章放在一起，仍能保持其连贯性并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本书在章节安排和框架设计方面吸收了他们不少颇有启发性的意见。
对那些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写作并发表过的文章，在本书中，我只做出了微小的改动，删除了个别地方，以避免重复。但是鉴于新资料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些资料与此前的文章内容混淆，我增加了一些注释。新的注释的目的在于：(1)纠正某个误解或者澄清某个事实；(2)利用新的资料(尤其是解密档案)更新对某件事情的描述和分析。对此，我并没有改动原来发表过的文章，以显得我在苏联时代的观点多么富有远见。
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一部记录苏联1985—1991年岁月的通史。尽管篇幅相当长，但是比起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一本书《戈尔巴乔夫因素》来，这本书还是显得简短了许多。本书是对苏联改革的一种解释，这场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少数盟友发动的，被视为一场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来自上层的革命”(正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所描绘的那样)。对于变革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有时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之内。改革的含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这个词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正如我在第四、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点在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书第二部分说明了我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1985年以后，苏联社会逐渐开放起来，人们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于这个社会还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需要从有限的信息中揣摩事态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时间的推移，这种揣摩工作就显得多余了。在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时，我接触的资料比我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所能查阅的资料少得多。到了90年代，已经出现了相当丰富的回忆文章和著作，而且很多访谈透露了大量的**手信息。
然而，在写作眼前这本书的**和第三部分的时候，我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比我在撰写《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更加丰富了。我利用了许多在写作前一本书时无法了解到的有关改革情况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政治局的会议记录，既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的详细笔记，也有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后者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在以《全宗89》(Fond 89)而闻名的档案集中找到，它是位于莫斯科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材料选编的一个档案集。根据叶利钦于1992年发布的指示，这些档案得以向研究者开放，并作为试图起诉共产党、证明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和国际法”的行动的一部分提交给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全宗89》包含3000多份文件，时间跨度覆盖了从1919年到苏联解体的整个时期。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也可以查阅到，在西方国家的几个大图书馆也有缩微胶卷可资利用。我是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查阅到这一资料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摘要也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查阅这一文件集的。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1985—1991年期间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供研究人员参考，但是我所能看到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对于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利用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学者，特别是撰写有关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国内政治情况的学者利用过这一资料。当然，那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冷战结束原因的学者是个例外。人们对这些记录往往信以为真，但却很少注意它们编纂和审批的过程。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文本上讲，我既利用了“正式的”工作记录，也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特别是切尔尼亚耶夫)编纂并收藏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记录。前者有许多可以在《全宗89》中看到，有一些则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没有发现故意篡改的证据。不过，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材料和比较“正式的”记录都可能存在偏见，至少在选择所记录的内容方面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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