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要认识曾国藩思想的传承关系以及发展脉络，首先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文化已经无法考证，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轴心时代”开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因此，雅斯贝尔斯指出： “这个轴心位于对人性的形成而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自从轴心时代出了孔子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左右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中国文化决不仅仅只有儒家文化。老庄的道家思想是一大主流，当然不能与后来发展而来的国教道教同日而语，因为道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想。后来传人中国的佛教，也融人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础。
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在西汉形成而发展的。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他搞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断代时代，这个王朝非常短，所以中国文化正像杜甫的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很快，西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然而，老庄道学也在汉朝后期得到发展。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可它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带有越来越多的欺骗性，受到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因此，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越来越深刻。在这个时期，佛教也开始传人中国，中国三家思想融合，出现了中国佛学。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现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是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不过现在还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中国已经有佛教了。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被人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教的神秘法术相似。《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晚年出关， “莫知其所终”。有人因此就说老子去西方，到达印度，创立佛教。所以，佛教传人中国时*先是靠近道家和道教。翻译佛经时，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虽然后来因怕造成误解而有所纠正，但“格义”佛教仍然存在。就是五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融合，导致中国佛学的建立。冯友兰因此提出要区别“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这两个概念。
当佛教东来，道教也乘时而兴之时，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薄弱日益暴露出来。但这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公元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公元627—649年）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这时候，道家和佛教也都处于兴旺阶段，人们变得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在儒家出现了性命之学的讨论。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出现了第二期发展的历史。
宋朝理学出现之后， “微言大义”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其中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其中诠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明代经学衰微，惟有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行世。明清之际经学复兴，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炮舰、鸦片烟枪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涌人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思想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挑战。理学虽然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道德的堕落和官场的日益腐败，久处官场的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理学仅仅是他们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仅仅是他们腐败本质的遮羞布。因此，理学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此时，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打起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旗号，不仅儒家文化，连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有识之士，承担了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理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 “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本来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与佛教只求自度而不求度人的小乘佛教相似，其*高境界只能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沉沦，如果一个人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他提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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