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之子-献给20世纪大禹传人 本书特色

作者在1990年创刊学术期刊《水科学进展》的时候，特地开辟了一个叫"水科学家"的栏目，为已去世的水科学家们撰写纪念文章，转眼间二十几年了，前后共撰写了40位水科学家的小传。现将这四十位水科学家的小传收录入成册，取《江河之子》，主要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学术成就与事业贡献、治学和工作风范。此外，还选登了部分照片，记录了他们逝去岁月的风雨和精彩、成长历程与感情世界，能让我们体验到穿越近一个世纪时空的感受，是非常珍贵的。  

江河之子-献给20世纪大禹传人 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纪念林平一先生(1897～1979)
纪念王化云先生(1908～1992)
纪念刘光文教授(1910～1998)
纪念张书农教授(1910～1997)
纪念施成熙教授(1910～1990)
纪念方宗岱先生(1911～1991)
纪念林一山先生(1911～2007)
纪念黄万里教授(1911～2001)
纪念谢家泽教授(1911～1993)
纪念严恺院士(1912～2006)
纪念陈道弘先生(1915～2002)
纪念詹道江教授(1917～2011)
纪念周恩济教授(1917～2010)
纪念姚榜义先生(1919～2011)
纪念黄胜先生(1919～1993)
纪念施雅风院士(1919～2011)
纪念吴明远教授(1919～1992)
纪念林秉南院士(1920～2014)
纪念叶守泽教授(1920～2002)
纪念叶永毅先生(1921～2011)
纪念华士乾先生(1921～2001)
纪念叶秉如教授(1922～2013)
纪念钱宁院士(1922～1986)
纪念冯尚友教授(1923～1999)
纪念龙毓骞先生(1923～2006)
纪念何孝俅先生f1923～2014)
纪念张蔚榛院士(1923～2012)
纪念陈家琦先生(1924～2012)
纪念赵人俊教授(1924～1993)
纪念徐乾清院士(1925～2010)
纪念陈志恺院士(1926～2013)
纪念王锦生先生(1928～2006)
纪念朱承中先生(1928～2014)
纪念陈守煜教授(193c)～2014)
纪念窦国仁院士(1932～2001)
纪念贺伟程先生(1933～2012)
纪念梁瑞驹教授(1934～2002)
纪念陈清濂先生(1934～2008)
纪念张启舜先生(1937～2012)
纪念王钦梁先生(1938～1990)
后记
作者简介

 

江河之子-献给20世纪大禹传人 作者简介

林平一，字升平，是我国老一辈著名水利学家，水文学家。 1897年7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桐照乡， 1979年1月24日于北京逝世。 　　1923年夏，林平一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9月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 2月转入爱荷华大学水利工程学院， 1925年春获工学硕士学位。 1925年至1927年7月先后在美国曲伦敦桥梁公司和纽亚伦密西西比河工委员会实习， 1927年8月回国。 1928~1930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整理导淮工程图案委员会”委员。 　　1930~1937年先后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简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代理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平一随导淮委员会迁往重庆，至1946年7月迁返南京。期间， 1938~1942年任綦江水道工程局局长， 1943年任导淮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 1944年10月~1945年4月赴美考察水利。 1947年7月导淮委员会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局，林平一任局长，至1949年元月卸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水利部水利委员、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委员、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一级工程师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林平一是我国治淮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在1928~1949年的21年间，他主持完成了淮阴、刘老涧、邵伯、高邮、蒋坝、杨庄、三河闸等船闸和闸坝的设计和建设，开挖废黄河入海水道，这些工程为后来的治淮工程奠定了基础，也开创了全国建设新式水利工程之先河。在他主持綦江水道工程期间，疏浚綦江河道，兴建六座船闸，满足了当时迁往重庆的江汉钢铁厂的铁矿石运输需要，对支持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在1950年制定治淮规划中，他提出的润河集束流方案在后来的实施中获取成功，受到水利部的表彰。 　　林平一在美国求学期间就对水文学很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洪水波传播速度研究”，并先于谢尔曼提出单位线的概念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初，他放下长期从事的水利工程工作，专注于水文学研究。他提出的小流域洪水计算方法在水文设计中得到广泛运用，被称为 “林平一法”，并于1956年和1958年以专著《小汇水面积暴雨径流计算法》先后由水利出版社和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林老从事水文频率计算方法研究，他针对解放初期水文系列短缺难以确定频率曲线参数的难题， 　　*本文原载《水科学进展》 . 1992， 3(1). 　　提出“短系列频率适线均分点法”(简称“三点”法)，满足了当时兴建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需要。 1962~1966年林老分析了中国东部地区300余个小流域暴雨洪水的峰量关系，揭示了峰量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小流域非线性汇流计算方法，正在着手将该项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和专著时，因爆发“文化大革命”而未果。 　　我于1962年末至1966年中成为林平一先生的助手，为他抄写、计算、绘图和翻译俄文文献等。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间，受益匪浅。林老工作极为勤奋，他不顾年逾七旬还亲赴各地收集资料，经常半夜伏案，有时凌晨5:00就起床计算和写作，也几乎没有星期天。林老治学极其严谨，几乎所有的重要数据他都亲自计算并反复校核，他的算稿和文稿总是清楚工整，一丝不苟。林老对我的要求也极其严格，凡抄错的字(当时尚无计算机和复印机，全凭手写 )，必须用锋利的刀片轻轻将墨迹刮除，然后用拇指指甲将刮痕磨平，再后在磨平处重新正确书写，若纸被刀片刮破，则必须在反面贴上同样的纸。记得20世纪60年代，北京水科院水文所曾以林老的“三严”(严谨、严格、严肃)作风作为年轻同志学习的典范。林老平时话语不多，但知识渊博。记得有一天，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来林老办公室看望，老友相聚甚欢，谈及设计洪水，茅老说：“你们水文给出的设计洪水峰量太粗了，不敢轻易用。”林老反驳说：“比你的结构计算精确多了，否则你们为什么还要加3~4倍安全系数呢？我若把设计洪水峰量加大3~4倍，你的桥就没处造了。”两人对视哈哈一笑，我却从中深深敬佩和领悟了老科学家们的睿智。 　　“水利即民生”是林老和黄万里等老一辈水利专家一生事业之所系，也给予了我从事水利工作最深刻的教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老曾对我谈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12月初，国民党海军部为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命令淮河水利工程局(当时局长林平一)和长江水利工程局(当时局长孙辅世)堵塞长江北岸自安徽的裕溪口至南通天生港河段的 14个入江港口，其中最大的三江营由淮河水利工程局负责。林平一作为局长，在接到命令后四次向海军部申诉：若全部堵塞入江口，遇来年汛期2000~3000m3/s流量的小洪水，就可能酿成堪比1931年特大洪水的淹没泛滥，江北数百万百姓将沦为鱼鳖，带来巨大水灾不堪设想，恳请海军司令部慎重考虑。然海军部不允，情急之下，林平一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提出采用带有枝葉的青树编成树排，在树排上系石下沉，这样可阻碍航道，但不影响向长江泄洪，避免水灾，该方案最终由海军部采纳。此事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曾作为“三江营堵口事件”使林老身心受到很大打击，然而从中却让我感悟到一位老水利专家的良知。 　　世事艰难，老一辈水利专家们谁未经历过人生的坎坷，然而他们那颗平静的心、那股专一于民生水利的精神，已成为给后来者留下的永恒的教育和鼓励。林平一是他们中的代表之一。 　　致谢：林平一之子林兢先生提供部分资料和照片。 　　▼▼纪念林平一先生 　　1. 1957年在北京水科院办公楼前 　　2. 1958年在天津 　　3. 1964年在北京水科院全家合影 　　王化云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现代黄河治理、开发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自1946年以来主持和亲历的人民治黄，几乎完整地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治理黄河事业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王化云于1908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馆陶县南馆陶镇，父亲是清末秀才，所以从小在私塾受到四书、五经的教育。 1931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 1935年毕业后至1936年在北平创办精业中学，并任校长， 1936年秋回到家乡馆陶县。 1936~1945年在冀鲁豫地区参加抗日战争，并于1938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1949年先后担任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和华北、华东、华中三大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转政务院水字1号令，将三大解放区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黄河流域机构，即延续至今的黄河水利委员会 (简称黄委会，下同 )，任命王化云为主任。 1955~1958年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副局长。 1958年秋调回黄委会任主任，直至1978年，其间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 1979年4月任水电部副部长，兼黄委会主任。 1982年5月免去黄委会主任职务，改任顾问， 1985年辞去黄委会顾问。 1992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 　　王化云曾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河南省多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他曾先后陪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多位国家领导人视察黄河，并于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黄河问题作专题发言。 　　钱正英同志在为《王化云治河文集》 (黄河水利出版社，郑州， 1997)所作的序中说：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水利电力部的军管会主任曾对我说，他来水电部前，周恩来总理告诫他，在水利方面要特别注意听三个人的意见，这三个人就是王化云、林一山和我。我认为周总理要他重视我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水利方面的专家，而是因为我们是党派到水利系统的第一批主要领导干部，和水利专家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可以通过我们组织水利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其实，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水利实践表明，他们不仅是党派到水利系统的领导干部，而且早已成为杰出的水利专家，王化云更是在黄河治理与开发利用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化云在他的专著《我的治河实践》 (黄河科学技术出版社，郑州， 1989年)的自序中说：“回顾40余年人民治黄的历程，我对黄河的认识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是的，王化云正是在这一执著追求和艰难探索中逐渐认识了黄河，形成了自己的治黄理念与策略，并率领治黄大军进行了卓越的实践。王化云的治黄理念、策略和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 　　王化云从1946年2月起就担负主持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治理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为粉碎蒋介石试图利用黄河阻止解放军南渡黄河的阴谋，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7年6月，他为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在150公里长的黄河沿线安排渡口，准备船只，动员船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7年7~8月，王化云鉴于全国即将解放，黄河上中下游统一治理的局面即将到来，便开始考虑黄河治理规划，并起草了《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包括治河的目的与方针、 1950年的任务、全河水文、气象站的布设和测量与查勘计划、治黄组织机构与队伍建设四部分。这份《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掀开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治理黄河事业的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着手编制黄河治理规划。 1952年5月，王化云提出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 1953年7月16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成立黄河资料研究组的通知》，决定成立“黄河研究组”，李葆华任组长，王化云任副组长之一。 1954年4月，“黄河研究组”改为黄河规划委员会，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主任委员，张含英、钱正英、竺可桢、王化云、李锐等17人为委员。在王化云的实际主持下，主要以黄委会为依托，于1954年10月提出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含总论及分论共8卷20万字，并附图112幅。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以下简称1954年黄河规划)，王化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见证了治黄史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1954年黄河规划在后来的治理黄河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吸取对黄河的新认识和新经验，经历了多次修订，主要有： ①20世纪50年代末修订规划，主要是落实周总理1958年4月21~24日在三门峡工地现场上提出的补做三个规划，即水土保持规划、河道整治规划和黄河干流开发规划； ②20世纪60年代修订规划，主要是吸收关于三门峡工程建设与改建的经验； ③20世纪70年代修订规划，本次修订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只提出了《关于黄河下游减淤途径设想研究报告》和《黄河干流工程综合利用规划修订报告》； ④20世纪80年代修订规划，该次修订于1989年提出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报告》 (送审稿)，在该项修订规划中，提出并安排了小浪底水库的建设，争取在2000年前建成。从1954年黄河规划的制定，到20世纪80年代对黄河规划的四项重大修订，王化云作为主持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王化云的治河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并趋向成熟。 　　关于三门峡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枢纽，在1954年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被选为黄河治理的第一期工程。 1957年11月和1958年3月2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三门峡工程技术设计书。随后派刘子厚为团长，王化云为副团长率团赴苏联，将设计任务书交给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水电设计分院负责设计工作。关于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规划与设计思想的争论，以及建成后的运行情景等已众所周知，而王化云作为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1955~1958年曾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对其有更深入的思考，并反映在他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治黄方略中。王化云在其著的《我的治河实践》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①正如周总理所说：“三门峡工程不能说全错，也不能说全对，主要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期改建，并改变水库运用方式，虽没有达到原来设计的效益指标，但它仍然发挥了很大的综合效益。 　　②三门峡工程失误之一，在于对大量淹没良田和大批迁移人口的影响和困难估计不足，对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认识不足。苏联专家提出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正好与我们当时想用一个大水库来蓄水拦沙，然后过渡到保持水土、支流治理、节节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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