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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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作者:林溪声,张耐冬 著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101061437

定价:28.0

出版时间:2008-08-01

出版社:中华书局

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本书特色

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特别通信”风靡沪士,生死冤家张作霖,萍水相逢百日间。

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内容简介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舆论重镇”《京报》的灵魂人物是邵飘萍,他怀抱理想主义情怀,呼唤新闻自由,反对专权压制,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追求与悲怆、奋斗与激昂仍感召着后人。邵飘萍们的背影已经渐行渐远,我们有必要拂拭去漫长岁月层积的尘埃,再次走近邵飘萍和他主持的报纸,为读者讲述一个人、一份报和一个时代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

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目录

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部分 邵飘萍:报界巨子新闻导师
 一、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
  东阳邵氏
  早慧的少年
  报界巨子的启蒙者
  渐习新风的浙高时代
  与“鉴湖女侠”的忘年交
 二、以新闻为志业
  初执教鞭
  25岁的《汉民日报》主笔
  袁氏当国
  宪政!共和!
  还是做记者
 三、东渡扶桑,崭露头角
  歌罢掉头东
  离乡未敢忘忧国
  “称帝门”中的报业丑闻
  思想裂缝处的舆论主持者
 四、挥笔讨袁,再造共和
  阿平者,平不平也
  揭破“总统的新装”
  “唤醒袁君之迷梦”
 五、“特别通讯”风靡沪上
  山雨欲来
  **“特派员”
  北京新闻编译社
  南社·老虎总长
  采访艺术与通讯时评
  铁屋中的呐喊
 六、执业治学,中流砥柱
  报业的大时代
  自立门户,《京报》诞生
  《国民》顾问
  立新闻为学术
 七、“五四”大转折
  幻灭的希望
  “五三”之夜
  烽火燃神州
  流亡的日子
 八、新时代与新思想
  书生议政
  著书论马列
  寻求自强:解读马列的基点
 九、特殊的共产党员
  重振《京报》
  “康慕尼斋”的常客
  难求定论的党员身份
  孤证罗章龙
……
第二部分 《京报》:茫茫暗夜里的曙光
第三部分 乱世悲歌:书生报国一枝笔
附:邵飘萍与《京报》大事年表

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节选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
  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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