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逝世后的1924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这一带有遗嘱性质的口授信交给俄共中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份绝密材料公布了，一时，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斯大林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地坐着，等待命运的裁决。
关键时刻，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支持了斯大林，因为他们与托洛茨基有矛盾，如果斯大林不当总书记，极有可能由托洛茨基担任，他们不愿让托洛茨基当总书记。于是，加米涅夫首先发言，他说：“敬爱的伊里奇患了病，不能要求他在各方面都正确，他所指出的斯大林性格中的缺陷，相信斯大林会改正。”
加米涅夫的发言使会场气氛有所缓和，紧接，季诺维也夫发言，他说：“列宁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我们已经宣过誓，要遵守列宁所有的教导，我们将信守这个誓言。”这几句话使会场气氛再度紧张，斯大林的心也紧缩起来。
然而，季诺维也夫突然话锋一转，以轻松的口吻说：“但是，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列宁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们总书记正在改正他粗暴的性格，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会场气氛再次平静下来，斯大林则提出应按列宁的遗嘱办事，自己应辞去总书记职务。这时，加米涅夫马上表示，应当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并提出不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即表示赞成，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党的团结，其他人也表示赞成。托洛茨基孤掌难鸣，在会上表示了沉默和冷淡。于是，斯大林保留了党的总书记职务，渡过了*为困难的一关。
围绕关于列宁遗嘱的斗争，使斯大林清醒和冷静下来，他感到自己并没有掌握俄共（布）的*高权力，还不能畅通无阻地执行他的路线，不久，他与托洛茨基之问展开了一场争论。
托洛茨基要求按列宁遗嘱实现党内民主，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党员要勇敢地同党内官僚主义作斗争。这自然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民主的看法，他说：“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俄国工业不发达，党员文化水平低，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外敌入侵，不可能实行广泛而完全的民主。”他重申党的纪律，如不遵守党的纪律，可以采取一切党的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斯大林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而对托洛茨基无疑是致命一击。
托洛茨基不甘失败，他发表了一篇《十月的教训》的论文。文章不仅叙述了他个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批评斯大林等人在1917年2月革命后曾对列宁的《四月提纲》产生过怀疑，并宣扬了他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的文章激怒了斯大林以及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先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写文章进行反击，然后他在中央全会上作出结论：“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向党的机关宣战，就是破坏党，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就是企图推翻党。”斯大林的讲话激起了大会反托的热情，中央委员们提出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已是胜券在握，他并不急，反而劝说全会，不仅不开除托洛茨基出党，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但解除了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后，斯大林让伏龙芝担任军队首领，伏龙芝死后让伏洛希洛夫接任，牢牢把握了军事大权。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密切合作，但这种合作是暂时的，托派失败，合作即告终止。在党的十四次代表会议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提出取消对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的限制措施，并认为在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主张受到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对，他们提出保护贫农口号，并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两派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争论开始，斯大林不动声色，到后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布哈林一边。为此，斯大林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认真阅读列宁的著作，刻苦钻研列宁的思想，并在各地党委做了细致的工作。
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两派的争论，肯定了“让农民富起来”的观点和“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在*后一天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以6万多字的长篇发言，高举列宁大旗，有力地抨击了反对派的一系列观点，他的发言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所有反对派默不作声了。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党的决议，但斯大林仍将季洛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留在了政治局，只是把他的亲密战友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增选进政治局。这对斯大林是一次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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