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王新兰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个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6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6岁那年，王新兰的父亲去世。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父亲看重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姐姐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有些文章曾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看来，早在5岁那年王新兰就提着脑袋给共产党送信，当然是革命活动。今天，王新兰对此笑了笑，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9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她说什么——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吗？”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任命王维舟为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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