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 内容简介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 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展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在我国历史上知名度不小，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作者的生平故事开篇。

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 目录

序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一 《孝经》的成书与思想内容

1．《孝经》作者与成书时间

2．先秦儒家孝道理论与《孝经》思想来源

(1)孝的含义与起源

(2)孔子的孝道观

(3)曾子的孝道观

(4)孟子的孝道观

(5)荀子的孝道观

(6)《札记》中的孝道观念

3．《孝经》思想评述

(1)孝源于天

(2)孝是伦理的本源

(3)事亲以礼，立身行道

(4)忠孝合一，以孝劝忠

(5)五等之孝

二 《孝经》的传播和孝道伦理的历史变迁

1．“汉以孝治天下”与《孝经》经学地位的确立

(1)“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体现

(2)《孝经》的官方化及其理论的纲常化和神圣化

(3)父权的膨胀

2．魏晋隋唐时期孝伦理的变异

(1)魏晋的“孝治”

(2)遵守礼法与率性而为

(3)唐代的忠大于孝

3．宋元明清时期《孝经》的传播和孝道的特点

(1)《孝经》的传播和对孝道的重视

(2)孝道教化的通俗化

(3)孝道实践的极端化和愚孝

三 《孝经》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1．传统家庭的历史状况

2．父子之礼

3．夫妇之礼

4．兄弟之礼

四 《孝经》与传统的丧葬、祭祀之礼

1．“丧则致其哀”：葬礼中的孝观念

2．“祭则致其严”：行孝与祭祖

(1)周代祭礼的一般含义

(2)汉代以后祭礼的社会基础与功能

五 《孝经》与中国古代法律

1．对“不孝”罪的惩处原则

2．“亲亲相隐”的合法化

3．亲属间的刑罚替代

4．血亲复仇的正义性和法律的冲突与统一

(1)儒家血亲复仇观与孝道

(2)法律文本的限制与司法实践的认同

(3)义法并立的理论探讨

六 《孝经》与传统君臣关系

1．君父一体，事君如事父，事君重于事父

2．主尊臣卑的永恒性

3．死谏与愚忠

七 《孝经》与中国国民性

1．仁恕敦厚的群体意识

2．重礼守法的行为准则

3．忠君爱国的民族精神

4．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5．因循守旧的惰性心理

6．权利缺失的自我意识

结束语：《孝经》、孝道与当代中国社会

附录一 《孝经》今译

开宗明义章** 天子章第二

诸侯章第三 卿、大夫章第四

士章第五 庶人章第六

三才章第七 孝治章第八

圣治章第九 纪孝行章第十

五刑章第十一 广要道章第十二

广至德章第十三 广扬名章第十四

谏诤章第十五 感应章第十六

事君章第十七 丧亲章第十八

古文《孝经》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 节选

为孝而牺牲子女的例子则有“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是汉朝人，因为家中贫困，粮食太少，无法赡养母亲，和妻子商量说：儿子可以再生，还会再有，而母亲只有一个，于是要将年仅3岁的儿子给活埋；在挖坑时，挖到了两坛黄金，儿子才得救。这“王祥卧冰”、“吴猛饲蚊”、“戏彩娱亲” 、“鹿乳养亲”、“郭巨埋儿”等故事，在历史上当然只是传说，并非真实；按照孔子的孝道观，这本身就违背了孝道的要求。《孝经》明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宗接代、光大门楣、显耀祖宗更是孝的目的。而王祥为了继母冬天里能吃上鱼，就不顾生命危险去卧冰求鱼，冰是不会融化的，王祥则绝对因此而被冻死，起码是大病一场；老莱子以七十之躯学做幼儿状，故意摔倒以博取父母欢心，果真如此，老莱子这把老骨头能撑得住吗?摔伤自己怎么办?人假扮成鹿就能混入鹿群、挤到 P109鹿奶吗?要是真的死于猎人箭下，那双目失明而又年迈的双亲怎么办?即使不被猎人射死，遇到大型食肉动物，其他的鹿可以凭借速度逃生，郯子怎么办?怕是只能做猛兽的美味!吴猛希望蚊子咬了自己就不去咬父母，其智商确实是无法再低了，蚊子数量不是固定的，不是只有那么几个。郭巨活埋了3岁的儿子就能满足赡养母亲的粮食需要了?真的埋了儿子，使老祖母失去孙子，能不心痛吗?老祖母能够活下去吗?若老人因失去孙子而痛不欲生，郭巨的孝行又有什么意义?上举诸人，从做儿子的角度看，确实都是大孝子，但是，若用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们的要求衡量，显然违背了孝的本质，简直是愚不可及!这些，古人未必不懂，在编录“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故事时，郭居敬的本意可能是为了说明孝感神明的灵验性，但恰恰影射出孝行的极端化价值取向和趋于愚昧的特点，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孝行愚昧化的现实。 《二十四孝》所辑故事都是唐代以前的。至于宋代以后孝行的极端与愚昧，较之《二十四孝》自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举一个《宋史·孝义传》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打开《宋史·孝义传》，扑面而来的就是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愚孝行为。《宋史·孝义传》正式记录的75位传主，除了世代同居、教化乡里的行为以外，其余孝行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毁伤身体为双亲治病，二是服丧超过礼制的规定。如太原人刘孝忠，家中贫困，母亲生病 3年未愈，听说人肉可以治病，刘孝忠就先割左大腿的肉给他母亲吃，后又割左乳的肉喂他母亲；母亲心脏疼痛剧烈，刘孝忠就在手心中烧火，让自己代替母亲受疼，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病。又有莱州人吕升，父亲双目失明，吕升自己剖肤切肝，用肝为药，终于使父亲重见光明。又有冀州人 P110王翰，母亲双目失明，王翰把自己的右眼挖出，装进母亲的眼中，结果使他的母亲“目明如故”。在当时，割肉疗亲几成风气，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宋朝理学高涨，守礼自是行孝的要求之一。但是守礼不能过度，过度即违背孝道，也没有意义。《孝经·丧亲章》说：“孝子之丧亲也，哭不依，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父母去世，哀痛无比，孝子自然是撕心裂肺地痛哭，言谈举止、服饰容貌都不再考虑是否合乎礼节要求。亲人刚去世时，孝子因悲痛是难进饮食的，但3天以后必须进食，不能“以死伤生”，因哀悼死者而使生者受伤害，死者的在天之灵是不安的。孝子因失去亲人、悲哀过度而消瘦赢弱，但不能危及孝子的生命，这是圣人的教诲。为父母服丧3年，是为了说明丧事是有终结的。但在宋代，孝子行孝往往超过礼制的规定。《宋史·孝义传》多有记载和表彰。如大名人李坯，母亲去世以后，把家产交给弟弟经营，自己在母亲墓旁搭一个茅草棚，号啕大哭，昼夜不止，天天手挖肩背，把母亲的坟墓添了一丈多高；6年里不近酒肉，不进家门，被乡人尊为李孝子。又有徐州丰县人李祚，母亲去世后，在墓地居住27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官府都上奏朝廷，一一予以旌表，被尊为典范。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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