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是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和平墙，它以“和平”为名，却是因恨而建。那条边界是北爱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五百公里长的曲折边界线，“脱欧”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让它可能重新点燃北爱的仇恨。
　　我从小就对守护家乡的城墙有特殊的感情，一直对“高筑墙”带来的安全感深信不疑。后来我到了甘肃，看到丝绸之路上风化到只剩土墩的明城墙，还有墙边兰新线上呼啸而过的高铁，开始思考筑墙与通路这两种古老中国与外界相处的方式。再后来，我收藏了一小块柏林墙的碎片，上面油漆喷涂的标语已经难以辨认。我开始怀疑，墙是否都会倒掉？
　　是筑高墙还是通大路？这是每个时代和民族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今天的英国也在作答。
　　贝尔法斯特的和平墙其实并非一堵墙，而是在这座城市各处居民区里的一段段隔离设施，有的是砖筑，有的是隔离板加铁丝网，三四米高，*长的有几公里。北爱人赋予隔离墙“和平”之名，是因为这里混居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总是争斗不止，竖起高墙，能挡住不少双方互掷的石块、酒瓶或是*。
　　北爱的友人告诫我注意安全，说和平墙附近不太安全，*近还有游客大巴车被飞来的石块击中，据说还有人被墙两边“准军事组织”的冷枪所伤。朋友建议我像其他游客一样，坐出租车从墙边慢慢驶过，*多停下来拍张照。但我还是选择步行参观。
　　哪有那么恐怖？那和平墙的墙头上明明还有鸽子在漫步。墙两边的居民区静悄悄的，站在墙这一侧，听得见对面的车响。不少墙面上成片喷涂着各派的政治涂鸦画，上面有各种政治符号，*常见的是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红手掌、*、AK47*、火箭筒、牢房、铁丝网等，鲜亮的红色、绿色、黑色、黄色仿佛混杂着各种情绪，让这墙转述几十年来的喷绘者想说的话：有呼吁释放政治犯的，有要求爱尔兰统一的，有强调北爱是英国领土的，有纪念各次冲突中死亡的圣徒与烈士的，还有声援巴勒斯坦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有的墙段上，画着白色的十字架，意味着那里曾经有人在教派冲突中死去。
　　在一段墙面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写下自己的心里话。我看到一个美国游客留下涂鸦：“哈哈哈！我们的墙将比你们的还大还高！”他指的是特朗普总统下令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的隔离墙。
　　沿着和平墙行走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一边是记录在墙上的苦难与仇恨，另一边是杂货店、酒吧、公交车站和闲聊的人。
　　这墙断断续续，我常常走着走着，就从挂着爱尔兰共和国国旗、窗户里摆放圣母像、要求结束英国在北爱统治的天主教徒居住区，走到了挂着英国米字旗的新教徒居住区，不知不觉。几所学校就
　　建在高墙下，教室窗外就是高墙。墙边住宅栅栏里，还立着上个圣诞节后没来得及清理的圣诞树。这让我想到，墙两边的人过的是同一个圣诞节。
　　剑桥：大学无围墙
　　我发现剑桥大学在任何意义上而言都是一个庇护所。
　　——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豪斯曼
　　牛剑
　　在不列颠民族的精神地图上，英格兰中部的牛津与剑桥格外闪亮。两所大学都源自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它们是矗立在城市中的一座巨大坟墓，多少观念与思想经过历史长河的筛检后，埋葬其中。
　　剑桥确实和牛津太像了，我常常走着走着就弄错了所在。它们都有一座以圣母名字命名的主座教堂，一个以鬼怪故事闻名的钟塔，一座浪漫的叹息桥，一条由站在船尾、手持竹竿的撑船人主宰的河流，几十座传承不同世界观与成功观的学院，一段段真假难辨的传说。这些传说为两座大学蒙上一层神圣的光。比如剑桥大学那个关于王后学院里木头搭成的“数学桥”的传说。据说该桥为牛顿所建，整座桥原本没有使用一个螺丝，但后来一个好奇的学生把桥拆掉研究，却无法按原样装回去，只能用螺丝钉重修此桥。这个动人的故事其实是后人杜撰，因为“数学桥”建成时，牛顿已经去世22年。
　　两座城市都是宽容的。你总能遇到踩着高跟鞋、穿着渔网袜的异装癖者，骄傲地走在街头，完全不顾路人的眼光。如果正好赶上周末，打扮成漫画形象去参加各种主题派对的年轻人会涌上街头，你也经常能看到蝙蝠侠牵着玛丽兄弟的手，或是穿着哥特式服装的女孩搂着绝地武士。
　　但只要仔细观察，这对如此相似的姐妹学校又是如此不同。德国记者彼得?扎格尔在他的《剑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写道：“哲学博士的头衔在牛津叫作D.Phil.，在剑桥叫作Ph.D.，这是微不足道的学院小事吗？才不是呢。这是人们一直精心维护的*基本差别。”牛剑之间的其他差别包括：虽然两校都有“莫德林学院”和“王后学院”，但它们的英文拼写方式与来源均不同；牛津的学生称老师为“导师”（Tutor），剑桥的学生则称他们为“辅导老师”（Supervisor）；牛津各个学院的内院叫作“方庭”（Quad），剑桥则叫“大院”（Court）；牛津每个学院有“联谊室”（Common room），剑桥则叫“混合室”（Combination room）。
　　“牛津与剑桥究竟有何差别？”我曾将这个问题抛给两校的校长。他们在对对方学校的一番夸赞后，给出了如下的回答：牛津大学校长理查德森说：“历来剑桥大学常被视为科学类院校，牛津大学则被视为人文类院校。而且牛津大学更关注公共生活，比如说我们培养出了27位首相，剑桥大学的这个数字可能是我们的几分之一。与剑桥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投入公众事业。”
　　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说：“历史上，人类知识中*为根本的发现都出自剑桥，牛津有一些，哈佛和斯坦福也有一些，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些*为重要的发现极大比例都出自剑桥。我想这是源自这里对于提问的开放精神，以及对于宏大图景和思想的探索精神。我并不是说这些在我们的姐妹学校中不存在，但似乎在剑桥的存在感极强。”
　　当我在餐桌上把两位校长的回答告诉77岁的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时，这个秃顶的小老头儿没有抬头，他用手中的刀叉切着盘里的奶酪块，不屑地说：“他们没说对。”
　　麦克法兰的办公室在剑桥*出名的国王学院，窗外是学院入口处19世纪的哥特式门楼，和大草坪中间孤单站立的学院创办人亨利六世的铜像。在这座学院里，麦克法兰的办公室被称为“G2”，那是它在学院独特的房屋编号体系中的名字，它是大楼“G”入口的*间。办公室大门门头上是细长的白木牌，上面用黑油漆写着“麦克法兰教授”和另一个教授及一个博士的名字，屋子是他们三人共用。想必是办公室的主人来了又走，木牌刷了一层层白漆，微微隆起。麦克法兰著作等身，他是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现代性的本质。教授陷坐在布沙发里，周围是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用过的柜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过的无线电广播。我想当教授去世后，他的名字会和“G2”永远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开山鼻祖罗杰?弗莱在国王学院是“J10”，凯恩斯是“P3”，“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是“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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