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有这种福分之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爱书人得书仍然靠辛苦买来。唐代杜暹曾言：“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即使在遥远的唐代，靠薪水买书也同样不容易。难怪他跟儿孙们讲，卖掉我的书或者把这些书借给别人都是不孝的行为。而明代绍兴大藏书家祁承?刻了一方章，其章文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
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祁承?也在强调得书之何等不易，虽然他不像杜暹那样把卖书和借书给人看视之为不孝，但他依然告诫子孙，自己得书是何等之不易，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所藏保护下去。虽然爱书人的这种痴情基本上以事与愿违终结，但想想他们那时的心态，完全可以用其心可悯来形容。
古代没有复印机，遇到孤本或买不到的书，只好靠抄写来拥有，故抄书也是古代得书的方式之一。然而抄书也是一大笔费用，无雄厚财力依然无法大量抄书。因此，通过买书来增加藏品依然是爱书人得书的主渠道。但买书也具有多样性：可以从私人手中买得，也可以去古旧书店选购，还可以像民国年间的一些大学者那样，坐在书斋中等书贾送书上门。
虽然得书渠道还有多样，但以我的经验，到书店去买书*慰我心，因为在店中选书之时，可以有意外之喜，而不像送书上门是对方来揣度得书人欲得哪些。书商虽然能够大约了解到相关爱书人的偏好，但他毕竟不是藏书者本人，无法真切地体味到藏书者在思维上的发散性。
转书店当然希望有许多店家聚在一起，那么多的书店毗邻而居，一家一家地看过去，且不论能够得到多少心仪之本，转书店的满足感就已无与伦比。当然，转书店的主要目的是得书，但并非每次转书店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徐志摩曾跟梁启超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句话显然是文人语言上的达观，天下的百媚千红，谁不愿意将其通通揽入怀中，但方方面面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以“曾经我眼即我有”来作解嘲。
这就好比女人逛街，有时她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地在街上转个半天，虽一件衣物未得，但心情之愉悦却丝毫未减。当你问女士这个结果是否遗憾时，她们大多会回答你说：“看看也过瘾。”这句话用在爱书人转书街这件事上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不相信女人只逛不买和爱书人一本未得同样能心情愉悦。虽然结果貌似异曲同工，
但爱书人转书街之时，哪怕未得心仪之本，他也会说服自己买一些并非急需的书，理由是：说不定哪天能用得着。这也正是爱书人对书街*为钟情的原因之一。
若以书市的历史悠久论，应当以长安的槐市为*早。《三辅黄图》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在西汉时期，首都长安已经形成了书籍市场。故而，槐市应当是现有记载中*早的书街。两千年过去了，这处书街无迹可寻，而我找到的*早书街是位于北宋的都城开封。那里的书店街，虽然北宋时
并无此名，但据文献记载，此街的位置大约就是北宋时期的书市所在地。
元代对藏书重视度不够，故其是否有书街，我未看到相应的文献。进入明代，图书的交易日渐繁盛。而到了清代，则进入了中国学术史的繁盛期。朴学的兴起，使读书人对历史典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尤其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使得琉璃厂的旧书业进入了鼎盛期，而在民国时期，旧书业依然延续了这样的繁荣状态。
近代因为海禁的开放，上海很快形成了一座超级大都市，旧书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上海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古旧书流通中心，*终它与北京的琉璃厂并列为中国古旧书流通业的两大市场。
1949 年后，随着相应政策的转变，古旧书业几起几落。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旧书业再度兴旺，而后又兴起了古籍善本的拍卖，使典籍的收藏更加深入人心。而各地古籍书店也参与其中，故中国古旧书业再入佳境，但北京和上海两大古旧书集散地的地位未曾撼动。
随着古旧书业的兴起，各地出现了不少的新兴旧书交易市场，而这些市场大多与其他门类的收藏品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故很多爱书人都会到各地的古玩市场去淘书。
对于古旧书街的寻访，虽然我仅找到了本书中所列的数家，但却能够略窥当今古旧书市场的状况。而这样的寻访，仍然在进行之中，我还会继续探访下去，以便寻找到更多的古旧书街，呈现给爱书人。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8 年5 月10 日　　

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 作者简介

韦力，芷兰斋主人，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浸淫古书三十年，专精版本目录之学，私家藏书当世无两，致力于藏书与藏书家研究。著有《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失书记 得书记》《古书之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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