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描绘欲望所追求的各式各样的商品，但是欲望本身比我们的描绘走得更远。如果欲望是我们存在的核心，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自我内部的他者。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说法，我们大体上是由欲望所构成的，但欲望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尊重，对待我们的幸福也并不温柔。不过欲望又如同月光一样普惠众生，不偏不倚。因为人们总是期待获得更多的荣誉，所以欲望意味着一种无限，“进步”是它的历史之名。如今的超验已不在天堂，而在未来。但未来源源不断地前来，欲望也永远不会被满足，它使我们的文学经典和政治制度来不及被仔细品味就腐朽过时。欲望意味着我们满足之心的错误，意味着我们存在的游荡，灵魂的无枝可依。如果弗洛伊德值得我们相信，那么能使欲望真正得到满足的唯一终点就是死亡。也正因如此，卢梭才对文明特有的不可满足性感到如此厌恶。
文化同样是人造的，即使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来源于自然。文化和“农业”（agriculture）、“犁刀”（coulter）这些词有关，*早的含义之一就是“耕种”（husbandry），或者说照料万物生长。一些用来命名高雅的人类活动的术语实际上有着谦卑的乡土根基。在过去，文化是对乡村日常劳动生活的映射，如今文化意味着人类*精细的精神成果。文化是一件关于照料与培育的事。正如一切劳动，文化对原料进行加工。但是，对万物生长的照料，融合了塑造性（shaping）与自发性（spontaneity）两个概念。我们所说的生长是有机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又需要被规约和改良。文化关乎主体能动性（agency），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客体的接受，这种接受引导着你赋予客体以价值的努力。因此，我们很难讲清楚文化这个现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无意识的。我们之后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重构的不仅是这个世界，更是我们自身。这个重构自我的过程用德语中的术语来说就是Bildung（教育、成长）。人类需要承担起自身，塑造自身，创造脱离自然的丰厚之物。文化是一件关乎完整性的事，但自我耕耘又是分裂的，人要同时扮演艺术家和艺术品两种角色。这样说，我们把自我托付给我们自己，自我作为一系列的潜能，我们出于道德责任将这些潜能发展到极致。就像我们被馈赠了一些珍贵的幼鸟，将它们培育成熟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自我是我们手头的计划与任务，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自我就像卷心菜田地一样需要我们精心照料。难道这不正意味着自我的自然状态仍留有填补的余地吗？或许这暗示着，文化这个观点背后隐藏令人心忧的潜台词：自然状态下的自我惊人地不完美。我们所改造的原料可能有着致命的缺陷。自然无法靠其自身的手段来拯救我们，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自然蕴含创造力，同时也隐含破坏力。文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平息自然的破坏力，同时不削弱其创造力。文化在遏制自然的破坏力时必须保持自然的活力与新鲜感。艺术可谓文化的典范，它将生动的内容置于整一的形式之中，为天然注入规范。就浪漫主义理论而言，艺术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超出规范限制的那个节点，而一些奇妙的技法和含蓄的风格只会束缚艺术的活力。或许，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需要向艺术的文化靠拢。人类存在的意义大概就在于将自身塑造成一件艺术品。奥斯卡·王尔德当然会认同，我们之后谈到他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们能够提高自身，说明自我中蕴含着创造力。而我们需要提高自身，则不见得那么明朗。文化因此成了神恩的世俗版本。人性对文化敞开了胸怀，正如人性对基督教的恩典敞开了胸怀，因此人性不至于过恶；然而，我们需要通过文化或是神恩来实现、超越自我。对于一些人而言，培育并不总是符合本性，就像普洛斯彼罗评价卡利班的那样。（普洛斯彼罗与卡利班均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译者注）人性在本质上向文化开放，但文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获得的。我们之后会看到的19 世纪产业工人阶级的命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5章　从赫尔德到好莱坞（节选）】
现代文化观念的另一个来源是上帝之死。世俗现代性挖出了一个上帝形状的空缺，文化或许能够将其填补。由于我已经在别处详细地探讨过这个主题，这里便不再赘述。我只想说，这个时代充满了上帝失败的替代品，从理性、精神、艺术、科学、政府到人民、国家、人性、社会、无意识和迈克尔·杰克逊。在神的这些拙劣替代物中，文化的观念作为*合理的一种，呈现在我们面前。事实上，“ 文化”（culture）这个词和宗教术语“ 崇拜”（cult）之间存在着一种词汇学的关联。许多美学术语（象征、创造、灵感、启示、统一、顿悟、自足等等）都带有少量的神学意味。文化像宗教一样，为日常活动带来了宝贵的价值。同样像宗教一样，文化关乎基本的真理、精神的深度、正确的行为、不朽的准则和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它同样有自己的仪式、大祭司、偶像和礼拜场所。
马修·阿诺德将文化视作绝对的、超验的存在，而20 世纪*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则认为文学实际上是宗教的替代物。他的批评家朋友I·A·理查兹宣称诗歌“能够拯救我们”。在这个时代，上帝的消失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我们似乎有理由暂时相信文化能够接替上帝的位置。人们认为社会秩序依赖于道德，而道德在传统上又依赖于宗教信仰；那么，道德作为国家的根基要如何面对神的消亡？宗教是大众文化在历史上*有力、持久、普世、坚韧、牢固的形式，它在大众与少数精英、俗人与教士、日常行为与绝对真理、精神的文化与人类学的文化的鸿沟之间建立起桥梁；一旦它放弃对人性的掌控，它认为宝贵的价值就会转移到别处。尽管文化宣称要代替上帝，但事实上它不能很好地接过上帝这个*高存在的接力棒。从狭义的文化（美学意义）上来看，相比鼓舞了数亿男女的宗教，文化在社会中参与甚微。而从更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看，文化已经被冲突弄得四分五裂了，以至于不能提供团结、高涨的精神与慰藉。如果说艺术的文化太过深奥，不能提供恩典与救赎，那么作为日常生活的文化则既太过平常又太有争议，更不能担此重任。
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智者对这些问题的苦思，文化的本质已经整装待发，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艺术上的文化将变成大多数人的活动，但绝不是在威廉·莫里斯所期待的那个意义上。文化、商业和科技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如今，随着电影、收音机、电视、唱片、广告、通俗报章和通俗小说的到来，文化很快将成为一项自给自足的主要产业。从20 世纪初开始，伴随着所谓文化产业的兴起，白日梦的大众生产被认为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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