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大动乱的十年，是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扭曲的十年。在这十年中，知识分子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沉重的大帽子，还被恶谥为“臭老九”。凡是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全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批斗的对象，更多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对科学教育文化战线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这个战线的整顿，他并不陌生。1975年，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当时，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就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
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七机部各级领导班子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并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他还要求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
同年7月9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他还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再次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他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误区。常常将参加政治运动的态度，甚至把参加政治学习的次数、贴大字报的多寡、写各类批判稿的数量等，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红的标准，而将那些潜心科学研究、对政治运动不太热心的知识分子，指责为只专不红，是走“白专”道路。这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工作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对此明确表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还说，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应当发挥老科学家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大的浪费。
　 发展科学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对当时教育的状况同样充满忧虑。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他还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遗憾的是，1975的全面整顿并没有坚持下来。由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范围，加之“四人帮”从中兴风作浪，1976年初，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对科教事业有着特殊的情结。在自己即将再次复出之际，他此时想得*多的，仍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
在21日的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核心内容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讲到自己的工作安排时，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复出之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受“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仍墨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危害，这就使得拨乱反正的工作并未真正开启。面对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任务，邓小平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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