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本书特色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内容简介

◎80年代的传奇畅销书,匠心独运的文化批判,风靡一时,影响一代知识分子.
◎研究针对长时段的文化深层结构,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是理性、经典的文化研究成果,结论长期有效,不会过时.
◎"硬心肠"的民族"劣根性"反思.结论是:中国人"心"发达于"脑",但"心"并没有表现为个人的热情,反而化为镇止个人热情的社会化"人情".所以,在中国人之间理性精神和个人热情双双不发达.
◎诸多对中国人文化特征的总结性金句,一针见血,直指人心.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前言

新千年版序
下笔写这篇序言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已经有二十年的生命了.二十年的时段是可以用来定义一整个"代"的.因此,当我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里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备感陌生.书中提到的"文革"及其余绪,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恐怕也会引起既曾相识又感觉陌生的感受.
然而,这本书等了二十年才有机会在国内出版.国内的气氛已经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但这次应三辉图书之邀,为了和国内的读者见面,仍有将该书做技术性修改的必要.因此,它与1990年的"**修订版"不尽相同,而后者与1983年的原版的差距更大.这段变化有必要向今日的读者交代.
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本书虽然姗姗来迟,但上面提及的问题却仍然存在:它赖以立论的陈年旧事,如今是否只剩下了纪念的价值?书中反复论述的"深层结构",是否已经失去"时效"?既考虑"时效",有否基本上推翻了所谓不变的结构之命题?
在这个序言中,作者得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必须对"深层结构"这个概念予以进一步的澄清.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它可以比拟作河床的底部岩层,纵使河流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史"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新千年版序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该是理论上的一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做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淆,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做出预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未来的信念,但他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现在逻辑时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逞,造成划时代的大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秋》——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把该特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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