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湖南，原属湘乡，现属涟源，在涟源的一处山冲冲里。我家院子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匾，匾上的四个大字“养春山庄”，是我祖父的手笔。他是湘军的军官之一。我手头有祖父的两件遗物。其中一件是他的朋友写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兴至也沽村店酒书来时问故园花”下款写的是“伯和弟章寿彝”。另一件是他老人家的一张珍贵的六寸照片。照片镶在一个中间是椭圆形的厚纸框里。他老人家沿着厚纸框的椭圆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题记，*后几个字是：“戊午暮春书，时年七十有二。”标点是我加的。戊午是公元1918年，老祖父暮春时节写了这篇像记，秋八月我就出生了。这对我来说，其宝贵可想而知。全文一百五十三字，字字间架均匀、笔笔工整有力。今天能写这样小楷的七十二岁的老人，恐怕很少很少了。
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皇朝倒台。祖父早该告老了，他立即放弃了他在杭州的满屋子藏书回老家，在离老家二十多里的地方买了一个小山头，盖了几间茅屋，一心修道去了。
我祖父是“湘军”，应当说是后期“湘军”。前几年查族谱，才知道他是从“邑庠生”（湘乡县学堂学生）开始进入仕途，到浙江“补用县丞，保升知县”。当过两三任知县之后，“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却没有补得上去。于是他弃文就武，当过“楚军”、“老湘军”等许多名目的武官。他打过仗，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苦战连月，足受炮伤”。*后的武官职务是浙江全省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教练处提调。后来得到“四品顶戴”。我对“湘军”“太平军”这双方的看法，到老年发生了大变化，对太平军，我少而是之、老而非之。对湘军，我少而非之、老而是之。（李普）祖父的题识照（原载《老照片》第42辑）
胶东的一个农民家庭
这张照片是1920年代胶东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人物的排列，体现了男性在家族中的地位。站立在老人右侧的儿子，有三分无奈和尴尬，或许和他养育的女孩太多有关。在中国，特别是北方，村庄大都由几个或几十个有血缘关系相连的“家”组成。这种固化了的超稳定的姓氏宗族村庄把所有的人都编进了这个网中，构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存在方式和生存空间。宗族村庄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母体。面对众多的家族、宗族，维系大家（国家）的政治基础，只能是从小家那里复制出来的，并凌驾于小家之上的家长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
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本质是反映了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建立的平等、契约关系。而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一统宗族社会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个人自由。宗族聚居，就注定了民主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路。血缘关系，既产生了“情同手足”，也产生了另一个极端，“不可开交”，“窝里斗”，已经演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因。
城市化，无疑是消除宗族困惑的途径。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被定位在一种被称作“单位”的封闭体内。陆续走进城市的人们，把从“老家”带来的观念，改头换面地移植到单位，并营造出“新家”的意识。“单位”，正在成为城市深化改革的“瓶颈”。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化及计划生育，正在成为改变宗族困惑的“基因工程”。关注中国，关注改革，首先要关注农村。摆脱宗族的困惑，我们不仅是炎黄子孙，也是地球村的居民和人类所有文明的传承者。（冯群力）儿孙满堂的喜悦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我的父亲却不畏艰险，于上世纪初挈妻携幼，从江苏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到成都做生意。所携之幼是大小三个女儿，在成都定居后，母亲又相继生了两个丫头，这就正好是“五朵金花”。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五朵金花”给父母带来的是渴求得男的朝恩暮想。父亲常叹道：“不知猴年马月才会有个儿子啊！”谁知此话幸而言中：1920年，排行第六的长子呱呱落地。那年是农历庚申，正是猴年。喜获麟儿，全家喜极；谁知两年后我又降生，再次给全家带来欢悦。这下，母亲心中踏实了。不想之后四年内，我的三弟、四弟又陆续出生。
这张照片是父亲为抒发“多福多寿多男”、“儿女满堂”的喜庆心情，同我们四个儿子的合影。
岁月悠悠，已然泛黄的老照片距今已八十余年，被大哥珍藏在他伦敦的家中。（杨瑞生）爷爷奶奶的结婚照
我爷爷叫邸昕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在老家河北省乐亭县。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爷爷到了北京，大约毕业于1924年。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这张照片便是他们的结婚照。爷爷看上去高大魁梧，很有男子气，可那对眯缝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显得挺厉害，事实也的确如此。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没停止过做生意。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232块大洋，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生活十分宽裕。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6月的一天，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开腹一看：胃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太晚了，术后三个小时爷爷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五岁。如果在和平年代，光靠家底也能过得去。爷爷去世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雪上加霜，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急剧的转折。那年月，妇孺之家更易受欺，奶奶也准备搬家。她将家里*值钱的古玩、字画和首饰收拾成四只箱子，交给门房李二叔去燕大寄存。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前脚将箱子存上，后脚就偷偷提出席卷而去。搬家时，奶奶把海淀那所宅子租给了一个高丽人，当奶奶试图把宅子收回时，那人却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耍赖不给。后经中人说合，*终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
1964年夏，奶奶在姑姑家病倒了，临终前，奶奶已瘦得皮包骨，全身黄得像草纸，却很少呻吟，就这样默默地走了。1991年夏的一天，爸爸把奶奶的骨灰轻轻地撒入北海公园水中。我们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百姓，只是在翻阅帧帧老照片时，心头才泛出点点自豪。（邸晓兰）爷爷奶奶的结婚照（原载《老照片》第16辑）
身世迷离的父亲
我父亲陈绍韩参加革命，1935年在苏州被捕，后在武汉被处死。我的伯母1964年就因病去世了。1982年，我接到一位叫张以谦的先生来信，说伯母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说：“此段党史资料极为重要，涉及全党全国。我们遵中央纪委韩光同志面喻，正在收集此一史料。”……父亲和朱德有关系我自小是知道的，但是楚图南为什么把朱德看成父亲的主要关系我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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