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的一篇短文中由伏尔泰的这篇小说引申地讨论了今日转型中国的“退”或“进”的问题。现在我进一步借用伏尔泰这一小说的篇名作为本书的书名，乃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多少有点相类于伏尔泰的柏塞波里斯城，“成就巨大，问题严峻”八个字大概是*简约恰当的概括。
面对此八个字，更深刻地说，面对转型阵痛，今日中国该有什么样的共识？
共识之一，我想是千万不要有“毁灭”！伏尔泰的“天神的毁灭”可以看作一个隐喻：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矛盾激化、恶性纷争、动乱、暴乱，甚而至于“武器的批判”的战争，便是“毁灭”。而历史告诉我们，“毁灭”带来的很可能只是重蹈，异质同构的重蹈，数千年中国历史已有过无数这样的“毁灭—重蹈”，亦即著名的“周期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义便是必须彻底摆脱、跳出“毁灭—重蹈”的梦魇性的“周期律”！我想，达成共识之一应该不很困难。
共识之二，要避免“毁灭—重蹈”的“周期律”，中国便只能进步，而绝不能倒退；只能沿着1978年开始的已显见成效的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之路进步，而万不可以倒退到我们的某一个邻国——那个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国家的二号领导人头天逮捕、次日枪杀且几乎家族性地满门灭绝，连孙辈都不放过的邻国——那样的境地去。
自由、平等、博爱、绿色（我想现在应当增加这一项）——这些现代性的理想，我相信今天仍然是整个人类的理想。自由、平等（不是传统所谓“均贫富”之“平均”）、博爱、绿色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只不过，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自由”问题（“平等”亦是其题中本有之意），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平等”问题（“自由”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人道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博爱”问题，生态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绿色”问题。“自由”的思想理路与“平等”的思想理路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当是互补互促、良性循环的关系。而自由、平等、博爱、绿色的思想理路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涵涉、制约、平衡、补充、转化的系统关系。今天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即传统文明必须向现代文明转型（今日所谓“现代文明”在将来绝对是要被超越的人类历史阶段，然现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却不能不完成这一转型，所谓“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一切其他的矛盾，如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不应该遮蔽了这主要矛盾（成功的、理想度高的现代文明转型当是解决其他矛盾的基础）。
达成这一方面的共识显然会产生困难。有朋友要说，今日中国的主要矛盾早已转为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或者说是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是我想说，即使是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或者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在根本意义上，很可能也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非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照我的说法——蝌蚪与青蛙的关系（参见金岱：《文明的转型：蝌蚪与青蛙》，《“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蝌蚪必须进化为青蛙（不进化就被淘汰），然蝌蚪的有益资源仍然必须在青蛙之中。
在共识二中，至少有一点要达成应是困难不大的，即绝不可倒退到我们的某个邻国那样的境地去。
**，必须进步，中华民族必须实现理想的现代文明转型，必须实现伟大复兴；第二，此种进步绝对不可取“毁灭—重蹈”的“周期律”方式，千万不可招致此厄运。如果达成这两点共识不会太困难的话，那么*困难的当会是共识之三：转型中国究竟取什么样的路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此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当有朋友发出今日中国严重缺乏共识的悲叹时，我想说，其实*困难的不是前提性的共识，而是这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
不久前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可以说是他同道的德克勒克，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信心。
我们可以从曼德拉想到甘地，从德克勒克想到华盛顿，还可以想到倡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雨果主义，想到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
倘若如许严重的种族冲突可在相当程度上以宽容、和解的方式解决（除了曼德拉，还有奥巴马。不管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美国总统，他以黑人身份成为美国总统，同样也表现了曾经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渐进、和平地部分成功解决的可能性；而撒切尔夫人、默克尔、朴槿惠等一批女性政治领袖的出现，以及女宇航员飞天等一系列女性的壮举，亦表明了人类自母系社会之后古老而顽固的性别矛盾在逐渐以平和的演化方式得到改善），那么，当代中国的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城乡矛盾、东西矛盾，改革与腐败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精神沦落、生态危机的矛盾等等，绝对是能够找到理性、人道、和平的解决之道的。
这当然要考验中华民族的道德高度、中华民族的智慧高度了！
虽然达成共识之三仍然会是巨大的、困难的问题，但自由的、理性的思考、讨论，尤其是创造性地建构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存在的，也是绝对必需的。
我的这本小书，就是希图在此共识之三的视域内提供一点思路。我将在否定一切决定论——无论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的决定论——的前提下，特别质疑“病急乱投医”（因社会精神沦落而企图靠不加甄别、扬弃的“九斤老太”式的退行复旧而立求拯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变态蔓延，更特别提出首先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区别于单纯的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的文化建构主义的“再启蒙”问题，即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提出建构中华现代文明的文化逻辑，重铸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我认为，此“再启蒙”，乃是中华民族能否以理性、人道、和平的方式实现理想的现代文明转型的奠基性问题。
总之，这是一本与关切转型中国之问题、命运与路径的人进行理性交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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