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印度整个古代时期，小国之间的征战从未有过停止，即使是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霸业也未达到整个印度。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使印度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多样的人种、众多的民族、繁杂的语言也使印度难以形成民族的认同，更难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凝聚力，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封闭保守以及种姓制度的严格界限和束缚，这些都为印度的分裂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使印度“分裂与统一的交错”成为传统，“分裂多于统一”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这种“分裂的历史”也使印度文化保持了地区上的独立性、多元性、保守性。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与当地的达罗毗荼人不断交流融合，创立了吠陀教和吠陀文化，成为后来指导印度人民思想和生活的印度教文化的前身和基础；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沙门思潮”，促使以反对婆罗门的至高无上地位和种姓制度的两种宗教——佛教和耆那教诞生，使印度的古代文明出现了辉煌灿烂的局面。
　　大约公元前20世纪开始，雅利安人陆续地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在这里定居下来，成了后来印度人的主体。“雅利安”（Aryan）意为高贵的人。这个词出现于吠陀经典，是他们的自称。雅利安人并非一个种族，过去欧洲学者把他们视做一个种族已被否定。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部落起源，并经历了多次部落的分化与融合，共同点是都属印欧语系。作为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首先占领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身材高大的雅利安人善骑马和驾驭马拉战车冲锋陷阵，战胜了装备比自己低劣的原住居民，他们的活动加速了印度河流域原本半干早的荒漠化进程。他们进入恒河流域，使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从印度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恒河之滨。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是一个游牧民族，还处在部落社会后期，以畜牧为主，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也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征。雅利安人虽然是征服者，但他们原来的经济文化水平并没有土著人——达罗毗荼人发达。占领印度河流域后，雅利安人结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懂得利用河水灌溉土地，并逐渐地吸收和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雅利安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与当地原有的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汇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高善必认为：“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印度各地，不仅先进移民影响了土著居民，而且新来者（在不宽容的穆斯林到来之前）还采用了他们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尼赫鲁曾把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进行过比较，他说：“古代印度，像古代中国一样，自成一个世界，它本身就是形成一切事物的一种文化和文明，外国的势力灌输进来常常影响了这个文化而又被它同化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的达罗毗荼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古代的婆罗门教文化。《梨俱吠陀》是初期婆罗门教的*重要的经典，其中显示出婆罗门教基本特点：其一是多神崇拜，其二是盛行祭祀之风，其三是“瓦尔那”制度开始确立。随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和梵书的形成，婆罗门教从幼年走向成熟，以祭祀为中心的早期婆罗门教，上升到一个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特征的新阶段。崇拜的神灵的数目增加和祭祀之风的更加盛行，吠陀时代婆罗门祭司的地位逐步上升，使他们不仅成为宗教的主宰者，而且也成为文化知识的垄断者，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婆罗门僧侣阶层，凌驾于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之上，俨然变成了“人间之神”。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婆罗门阶层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古老的印度社会进一步的文化诉求奠定了物质基础。高善必对于这种状况做了一个精辟的也是很形象的解释，“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都在于除了能满足实际粮食生产者的需要之外还能够提供过剩的粮食。”随着雅利安人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吠陀时代印度生产力水平不断地提高。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利安人占据印度土地已大大增多，印度一雅利安语言通用的范围也相应扩大。成为后期印度教文化核心精神的梵我同一、业报轮回、践行达摩、精神追求等思想开始形成，被婆罗门加以宗教化、神圣化的印度教文化主要特征的种姓制度业已建立。对此，巴沙姆在《印度文化史》的“绪论”中写道：“（至此）整个次大陆由一种共同的文化联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这一共同文化的初创者，而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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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

姜玉洪，男，1968年生。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97年8月至1998年8月，受国家教委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进修学习；2003年8月至10月，在印度德里大学访学，现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主持、参与多项省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著3部，曾获黑龙江省人文社科奖、省高校人文社科奖多项，是黑龙江省首批宣传文化系统优秀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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