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在文学读物极端贫乏时期的一代读者来说，浩然那些缺少个人思想、演绎政治理念、参与构建乌托邦而又显示出一定文学才华的小说，不啻是焦渴时的甘泉，被大批读者无法选择地吸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除了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便几乎没有别的文学食粮，一代人的文学生活不得不与浩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饮鸩止渴”对读者头脑与心灵的扭曲，和强大的文化专制对人的戕害一起，使精神置换能力差的人终身不能摆脱——他们永远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正常审美力和判断力。
舞台剧和文学书籍之外，在大城市，极少数家庭拥有传说中的电视机，比如今天著名的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她家当时就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程乃珊曾这样回忆1960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当时家庭电视尚不普及，因此有了电视也不敢声张，怕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家一位亲友，甚至把电视机放在壁橱里，看电视看到一半，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敲门，壁橱门一关就保险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一定有如感到天方夜谭一样古怪吧？”
这并不多么古怪，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有关文件和报刊上基本不提电视这一文化样式，足见当时电视业根本不成规模、气候，没有社会影响，更说明电视机乃罕见之物。而1960年代居然拥有电视机的人，如此豪奢，正是“工农群众”要“打倒”的对象。
人不是动物。在任何社会环境里，人的天性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依然会固执生长。“文革”中那极端单调的文化状况，让人不得不从一些匪夷所思的活动中去获取精神满足，比如看别人被批斗时戴高帽、“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比如听“被专政”者被迫自己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比如读充满腾腾杀气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比如像煞有介事的“早请示，晚汇报”……对正常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荒谬场景的“观赏”或参与，竟也把失去基本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填充起来。古今中外罕见的向领袖表忠心的“忠字舞”，也成为当时一些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邓小平在高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已形成，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新时期大众文化发展的溪水，在“文革”造成的荒芜与污浊中，开始汇集、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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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依然是*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中国大陆不分城乡，基本形成共同的“电视记忆”，是在1980年代中期。而在1958年5月1日，距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人类史上**次进行正式的电子电视系统公开播出试验22年后，中国大陆**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开始试播，随后陆续成立了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等，到1963年，中国大陆有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36座。
《一口菜饼子》是中国**部电视剧，由北京电视台播出于1958年6月15日。这部全长20分钟的电视剧以“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为主题。不管我们对这部中国电视剧史的开篇之作怀有怎样的好奇，也永远没法亲睹了——那时没有磁带录像设备，电视剧其实基本就是舞台话剧的“现场直播”，且无法录像储存；如要“重播”，就得演员们再演出、再“直播”一次。拥有磁带录像设备，要到1967年。
1966年之前，8年时间里，全国只播出了80余部这种“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三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的“直播电视剧小戏”。
十年“文革”，文化蒙难，才萌芽的电视横遭摧残。十年之中，北京电视台只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听名字就知道是何内容。
倒是在1972年，为了转播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彩色电视技术设备。因为没有发射、录像、差转等设备，画面模糊，**次接收到彩色电视信号的技术人员竟以为是故障。从彩色电视试播到“文革”结束，全国仅有两部电视剧播出，为上海电视台录播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宣教。
那时赤贫、落后的中国，找不出几台电视机，拍不了几部电视剧。约略交代一下电视史，可以看出，电视远离“大众”，更未成为后来那样的大众文化焦点。
“文革”结束和否定“两个凡是”的那几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转变。这段时间，本就稚嫩、当时更奄奄一息的电视恢复不了元气；但那时，国外影视片却不断被引进，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伟大的曙光》、《难忘的1919》、《乡村女教师》、《望乡》……这些来自南斯拉夫、苏联和日本等国的电影，在1978年后陆续在国内电视荧屏上播出。经历了严格筛选的国外影片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冲突下，顿时打开了国内观众的眼界，也让数十年来一直处在封闭中的中国电视工作者抽了一日凉气。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三家亲》、《窗口》、《教授和他的女儿》等电视剧8部；1979年播出电视剧19部，有影响的有体现年轻人奋发图强的《有一个青年》、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祖国的儿子》、反映张志新烈士事迹的《永不凋谢的红花》和反映家庭关系的《爸爸病危》等。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131部，数量急剧增长，这是197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大办电视剧”的结果。这些电视剧里，引起反响的有《凡人小事》、《女友》、《乔厂长上任记》、《何日彩云归》等，作品的题材迅速扩大，风格上也向多样化发展。1981年，中央电视台共播出电视剧128部（集），《新岸》、《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等作品至今可能还有观众有印象。
1981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电视机1000万台。那时“电视机”和“看电视”都是了不得的东西和活动，一台电视机前往往会围着几个家庭乃至全村庄的人。据此估算，1981年全国的电视观众已经过亿。电视具备了形成大众文化的条件。
随后，1982年全国制作电视剧348集。这些作品中，被热议的有表现“文革”一代青年苦闷与追求的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古典名著的武打电视连续剧《武松》，反映当时青年面貌的三集电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反映解放前上海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悲惨生活的三集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等。
在电视业刚刚勃兴、文娱生活依然贫乏的背景下，电视绝不是今天我们感觉的“*没文化”的文化样式，再粗糙、再单调的电视节目，都是人们在饭桌上、在客厅里、在公交车上、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谈论的对象。电视本脱胎于电影，而看电影必须买票去电影院，如今有了电视，就等于家里有一块电影银幕，这是多么新奇、兴奋的事！而那时的电视还不具备多少“大众文化”的内涵，更多还是体制文化的表现，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时常希望在电视屏幕上向大众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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