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作人后来在标题为《红楼内外》的长文中，专门以《高仁山其人》为小标题，纪念这位“肯冒点险”的革命教授：“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次。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做党务地下工作。大概也是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据她说在路匕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
这里所说的“李君”，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守常）。当年与周氏兄弟正面展开过文坛之争的《现代评论》编辑陈源，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到过高仁山：“我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日本。那时候张作霖仍在北平，革命军已到沪宁，我不想回北平（是冬北大教授高仁山为张作霖所捕杀），而我又不善作宣传文字（郭复初为上海交涉使，找我及钱端升等去负宣传之任），想着到日本之游（叔华幼年与兄姊等到日本读书，一兄一姊死于神户瀑布之下，也有意思旧地重游），到第二年秋初回北平。新月书店的开始，《新月》杂志的创刊，都在这半年中。”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
按照高陶的说法，他一生中共有“三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北大教授高仁山；一个是自己的“寄父”、北大教授、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一个是自己的继父、北大校长、民国要人蒋梦麟。
关于自己的亲生父亲高仁山，高陶在《我的三个父亲》中写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教授、教育改革的实践家。……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是年，我才三岁，妹妹两岁，家父牺牲后，我家南迁。在跟随祖父母的生活中，从未在老人家口中听到有关父亲的事迹。叔叔、婶婶、长辈的言谈中，也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困惑和神秘，不知父亲为何被害。母亲常说一句话：‘你们要争气，学你爸爸的样。’究竟学什么样，争什么气？语焉不详。我们兄妹二人就在这种迷惘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
高陶对于父亲较为具体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陈翰笙。高仁山与陈翰笙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好朋友。由于陈翰笙与妻子顾淑型1921年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顾淑型与高陶的母亲陶曾谷又是表姊妹，陈翰笙夫妇便把高陶认作自己的“寄子”即“义子”。1970年前后，高陶与妹妹、妹夫一起拜访陈翰笙，陈翰笙表白说，人家问他平生好友有哪些，他的回答是：只有高仁山一人。
话虽这么说，陈翰笙并没有为高陶兄妹揭开高仁山之死的谜底，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当年曾经劝告高仁山离开北京，高仁山回答说：“我在北大、师大任教，艺文中学我又是校长，还得照应，怎能一走了之。”
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才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那里，得到高仁山在政学两界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比较完整的信息：
高仁山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天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马洗凡、于树德、周恩来等人参与组织了以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及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7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高仁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60多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没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并且认为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
1925年6月，高仁山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以及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创办北京艺文中学，试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将班级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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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相关资料

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读罢这本书，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杜光（中央党校教授）
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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