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昧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12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崇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重要的人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好*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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