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像的意义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应该是一种进步。随着时间的推逝，人们将越来越搞不清楚历史影像背后的真实信息，影像承载的历史信息越来越被表象化、意象化、抽象化。人们在使用它时，其“表意符号”的属性也会越来越明显地大过其“历史存证”的属性。
但是，让人困惑和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当人们越来越不考证历史影像的真实信息，越来越轻率地将历史影像为我所用时，若干年后，这种承载历史的视觉媒介还有多少可信性？
所以，那种随意使用历史影像资料甚至重演再现历史情境的界限在哪里，使用方法的度在哪里，这种使用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等等，仍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因为，“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直到现在仍然是业界普遍接受的基本观点。
纪录片作为历史的文本意味着什么？
这本《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纪录电影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价值的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纪录片作品的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时代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有创作者个体情感所体现的人文价值。
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的理解是：其一，今天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其实都是当时的现实的记录；其二，述史者都会用现代的逻辑和理解去认识、阐释、书写过去的历史，所以，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其实都是当时代的人与历史的对话。
作为历史文本的纪录片，既是现实的记录，又是历史的诠释，它游走于两者之间。但是，这种历史的文本，是真实的再现历史与现实，还是通过人为创作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解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争议的焦点总是离不开所谓的“纪录片的真实性”。
怎样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我们需分为两个层次：一、事物的真相是怎样的（本质论）；二、再现事物真相的过程是怎样的（认识论）。
从本质论的意义说，真实性是叙事的内容层面中客体对象的内涵属性：真正存在的——真实性；可能存在的——合理性；不存在的——虚假性。从认识论的意义说，表现的方法与风格，只能影响人们认知的可能性，而不能决定事物内涵的属性。
根据哲学的观点，“现实存在”是脱离人的精神而独立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不倚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但它又是通过人的感觉去感知的。因此，物质世界形态和内涵意义的存在属性是预先已有的，而对其形态和内涵意义的判定则是人为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方法、不同的时代都会对某一预先存在的事物有不同的感知。于是，真实成为一个变量，成为人介入现实存在的结果。
另外，人们对“真、假”的认同心理往往来自直观的感知。当通过组织的方法创造了一个过程，又将这个过程用纪实的方法表现得像真的一样时，人们会把“像真的”当作“真的”。这是纪录片内容层面的“事实”与表达层面的“表现事实”之间的特殊关系。其中所谓“真的”问题，是对观念而言的，而所谓“象真的”问题，是对感受而言的，是记录方式创造的屏幕效果符合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可能性。因此，纪录片的真实就具有了独特的内涵：它是“存在的真实性”和“视像的逼真性”的统一。
纪录片与故事片不同，首先纪录片所表现的屏幕形象与被表现的生活真实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这种真实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真实”。纪录片在承认“预先存在的真实”的前提下，也必须承认，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去评价它，这是在一种对事物整体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整体的感知常常脱离某种具体时刻的情境所产生的偶然的东西，而与人们的认知取向、价值体系和社会语境直接联系起来。
从认知取向的角度讲，艺术欣赏中，人们一个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有意注意”。注意，就是把感受、联想、想象、思考等等指向并集中于一个特定的范围。注意，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有意注意是一种怀有预定目的，并自觉加以坚持的注意。
当人们在电影院看故事片时，他意识到他要看一个感人的故事，因此，他对故事情节的假定性是认同的，对生活中是否确有其人其事并不追究。而对纪录片则不相同，人们的注意指向在于“真”，他们关心的是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在屏幕上是否得到正确的展现。在这里，人们注意的是此人、此事在此时此刻是否“是这样”。因此，当人们认为他看到的东西不是真的，便会马上引起心理戒备，丧失掉审美的要求。所以，人们首先需认同纪录片的“真”，而其次才是进入情境之后，由无意注意而带来的刺激性认同。
从认知方法的角度讲，人们对纪录片真实的认知具有一种直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所谓直感性的认知，是说人们*终通过屏幕上对现实的模拟形态来判定事物的可信性，这与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和过程是同形同构的。于是，“真的”与“像真的”在认知时是极为相似的。所谓的整体性的认知，是说人们对纪录片可信性的判断，是以整体的认知前提为依据，它是可信的或不可信的，它是真的或不是真的，前提的指引决定了对真实的认知，而并一定不拘泥局部的真伪。
其实在许多涉及历史的纪录片中都采用真实再现的方式，而组织拍摄更是司空见惯，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于这类作品的真实性的判断，其核心原因就是观众有一个对纪录片真实的整体性认识，有了这样的前提，再加上一些不同于故事片的处理手法，例如扮演只是整个作品的一小部分；扮演者没有语言、没有同期声，只充当说明性画面的功能；画面处理起来有些虚幻，让它和现实有一些隔离感，提醒观众这是在扮演；直接用字幕来说明这些画面是“真实再现”等等。这样的方式会使观众认识到组织拍摄和真实再现只是视听语言的一种表现手法，是用影像认识历史的一种方式，在整个纪录片中只是局部的，因此就不会上升到是否涉及纪录片本质的问题了。
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争论，一直没有一种说法可以完全令人信服。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关注点从创作者身上转移到观众的身上，把他们对于纪录片真实认知的直感性和整体性作为出发点，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问题似乎变得简单了，我们一直争论的关于纪录片组织拍摄和真实再现等问题，就从涉及到纪录片本质的层次下降到视听语言的层次，从涉及到纪录片整体的层次下降到关于纪录片局部和细节的层次了。
文本，其实是一个表意系统，是创作者的创作结果，即使是历史纪录片也是一种用影像语言对历史的书写。因此，我们从客体存在与主体动机的关系来探讨纪录片的真实问题，我们仍然强调：“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这是就事实而言的，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或曾经存在的事物。“逼真感”是就纪录片的语言系统（表现手法）而言的，它是客观现实的模拟形态，而不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属性，它属于文本的范畴。“真实”是就人们的体验和认知而言的，人们在对事物的内涵意义进行判定时，特别是那种受到价值观引导的认识与判断，使人们对真实与否的认定并非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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