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已渐渐晴朗，房顶上，草地上，道路上的雪已化个干净，只留下了记忆中的雪白与心中的惆怅。

雪，因它洁白，所以我喜欢，可我喜欢的不是在地上等待着死亡的毫无生气的雪，而是自九天之上，缓缓飞下，在空中自由飘荡的雪；风一大，雪就一大片的猛地加速，有时还回旋着向上飞舞。昨日，我在后面方格子的窗户和方格子的瓷砖的映衬下，我从方寸大的窗户中望到了它，洁白的，无暇的，晶莹的雪花。外面寒风呼啸，里面却温暖如春，在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也与此差不太多了。

小时，夜晚，紧紧裹在两层被子中，盯着电视，从窗户缝里，隐隐听到风卷着雪花的呼号，无限的温馨，受不了窗外诱惑的我，坐起身来，后背暴露在空气里，立即察觉到那丝寒意，扒开窗帘，在青色玻璃的阻碍下，外面的一切都泛着青色，光秃秃的梨树盖满了白雪，地面，外面的窗台，别人的屋顶，都变成白色，家里的大狗也躲到它的专属小屋里，加上了几个棉垫，想必他也暖和多了吧。

早晨，醒来，坐起身，再扒开窗帘，就只看见一片相连的刺目的雪白，与昨夜不同，现在所见，只有从内心深处蔓延出来的寒冷，打了个哆嗦，又躺了进去，感受着褥子上残留的温度，不顾妈妈叫我起床的声音，转了个身，面对着墙，狠狠闭上眼睛，任凭母亲推搡，一个冬天，我几乎都在赖床和母亲的反赖床中度过。

当然，是几乎，能作为例外的，也只有大年初一了。

快过年了，家里桌子上摆的鞭炮就快比我重了，我不清楚日子，妈妈却记得很清楚，什么时候该放，放多少响的，有时我已将饭菜端到桌子上，母亲却让我提醒爸爸去点一把。大年初一的早上妈妈把我叫醒，才五点多，外面还被漆黑覆盖，我却兴奋，匆忙穿上衣服，吃两个饺子，就跑了出去，因为听到了族里孩子的喊声，出门，在门灯昏黄的灯光下，看到院子里，在白雪的底衬下，昨晚放的一大盘大红鞭炮炸出来的鲜红的碎纸铺了一地，从缝隙里，看到了不曾和周围有异的雪白，门灯给他们加了一件外衣，鞭炮纸有些暗，在夜的漆黑中异常妖艳，玩伴们从外边跑了进来，那些未曾被践踏的，平整而柔软的铺了一层的雪地就被踩出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脚印，说是坑，也不为过。见到地上的一层碎纸，欢叫了一声，里面还有没有爆掉的炮竹，他们兴奋的扒寻着炮竹，我却望着那被踩踏的地面，愤怒，却无法说出。

等最慢的妈妈收拾好，我们走向大奶奶家，因为规矩是：小辈们，就是父辈们要带着孩子挨个串门拜年，串那些我的各个爷爷奶奶家。整个村子就我们一家乔姓，所以不管再远，我们都会走过去。顺序是由长辈们定的，每年都不一样。等明了事理之后，别人问我叫什么，我都只会说自己姓乔，别人就会哦一声：“北街的吧”“恩”。我年幼时总是傻乎乎的报上自己拗口的全名，然后惊异于别人怎么知道我住哪，长大后转了一圈才知道，我们这一大家，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住在这被分成东南北街的村子中的北街。在走向大奶奶家的时候要经过一条河，村里唯一的一条大河，连着黄河，自东向西，穿过小小的村庄，平时跳进去抓鱼的河已经结了冰，三尺厚的冰，别人不信，我信，在冰面上玩危险，实际上在那段时间里并不危险，因为，那冰比石头还硬，河中可怜的不足一米深的水，被冻成了半米，在路上，我不断捡起没冻在路上的砖头块，扔进去，却连白印都激不来。

两旁树林里，田地中，那厚厚的雪层就成了我欣赏的对象，虽然那的我还不懂欣赏，起初天黑，看不太远，时间越长，天越亮，在灰蒙蒙的太阳中，那似乎灰蒙蒙的雪地却闪着炫目的银光，让人不敢直视，只好眯着眼，跟在大人的后面，偷偷地看着。

如今，再看不到小时没到膝盖的大雪，连初一拜年，早上起来时天已半亮；不再赖床，因为不再寒冷，而不再寒冷，只是头顶呼呼作响的空调；不再夜里扒开窗户，窗户离床太遥远，而玻璃也不再是青色，透明的，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而现在，见到了这样的雪，似乎很绚丽，又有哪里绚丽呢，只不过是连鞋都没过，大大小小，不均匀的次品而已。

如今，再听不到午饭时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鞭炮都是我点的，以前神秘的它们，被我撕开纸，用打火机点着之后，再慢悠悠的走回去，哪里还有神秘，见到一地的鞭炮纸，哪里还会冲上去，扒寻着里面的没炸开的炮竹；拜年时，哪里还会眯着眼偷偷看田地里闪着银光的，厚厚的雪，何曾有雪！

已经长大，却不愿长大，心还沉迷于过去的漫天鹅毛大雪中，每片雪花都是那么的蓬松，柔软，落在张开的嘴巴里、额头上、脸上、颈子里，凉丝丝，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