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安岭度过的。那里一进入9月，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河流，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冬天一到，火炉就被点燃了。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一直到次年的五月，春天姗姗来临时，火炉才能熄灭。
火炉是要烧柴火的。所以，一到寒假，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拉柴火。
拉柴火的工具主要有两种：手推车和爬犁。手推车是橡皮轮子的，体积大，既能走土路又装载得多，所以大多数人家都使用它。爬犁呢，它是靠滑雪板行进的，只有在雪路上才能畅快地走；一遇到土路，它的“腿脚”就不灵便了。而且它装载量小，走得慢，所以用它的人很零星。
我家的手推车是二手货，有些破旧，看上去就像一个辛劳过度的人，满脸疲惫的样子。它的车胎常常慢跑气，所以我们拉柴火时，就得带着一个气管子，好随时给它打气。否则，你装了满满一车柴火要回家时，它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的人蹲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你又怎么能指望它帮你把柴火运出山呢？ 
我们家拉柴火，都是由父亲带领着的。姐姐是个干活实在的人，所以父亲每次都要带着她。弟弟呢，那时虽然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但父亲为了让他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时不时也把他带上。他穿得厚厚的，看上去就像一头小熊。我们通常是吃过早饭就出发，我们姐弟三人推着空车上山，父亲抽着烟跟在我们身后。冬日的阳光映照到雪地上，格外的刺眼，我常常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父亲生性乐观，很风趣。他常在雪路上唱歌、打口哨，他的歌声有时会把树上的鸟儿给惊飞了。我们拉的柴火，基本上是那些被风刮倒的树木。它们已经半干了，没有利用价值，最适宜做烧柴。那些生长着的树，比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可伐的树，我记得有枝丫纵横的柞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父亲是个爱树的人，他从来不伐生长着的树，所以我们家是镇上拉烧柴最本分的人家。为了这，我们拉烧柴就比别人家要费劲些，回来得也晚些。因为风倒木是有限的，它们被积雪覆盖着，很难被发现。我最乐意做的，就是在深山里寻找风倒木。往往是寻着找着，听见啄木鸟“笃笃”地在吃树缝中的虫子，我就会停下来看啄木鸟；而要是看见了一只白兔奔跑而过，我又会停下来看它留下的足迹。由于玩的心思占了上风，所以我找到风倒木的机会并不多。往往在我游山逛景的时候，父亲的喊声会传来，他吆喝我过去，说是找到了柴火。我就循着锯声走过去。父亲用锯把风倒木锯成几截，粗的由他扛出去，细的由我和姐姐扛出去。把柴火扛到放手推车的路上，总要有一段距离。有的时候我扛累了，坚持不住了，就一耸肩把柴火丢在地上，对父亲大声抗议：“我扛不动！”那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姐姐呢，即便那柴火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走得直摇晃，她也咬牙坚持着把它运到路面上。所以成年以后，她常抱怨说，她之所以个子矮，完全是因为小的时候扛柴火给压的。言下之意，我比她长得高，是由于偷懒的缘故。为此，有时候我会觉得内疚。
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在山里待的时间久了，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这时，父亲就会划拉一堆枝丫，为我们生一堆火。洁白的雪地上，跳跃着一簇橘红色的火焰，那画面格外美。因为有了这团火，我和弟弟常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带到山里来，待父亲点起火后，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当火熄灭后，土豆也熟了，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香喷喷的土豆。后来父亲发现我们带了土豆，不但没有责备我们，反而鼓励我们多带几个，他也跟着一起吃。所以，一到了山里，烧柴还没扛出一根呢，我就嚷着冷，让父亲给我们点火。父亲常常嗔怪我，说我是一只又懒又馋的猫。 
天越冷，火炉吞吃的柴火越多。我常想火炉的肚子可真大，老也填不饱它。渐渐地，我厌倦去山里了，因为每天即使没干多少活，可是往返走上十几里雪路后，回来后腿脚也酸痛了。我盼着自己的脚生冻疮，那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家里了。可我知道生冻疮的滋味不好受，于是只好天天跟着父亲去山里。
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父亲，他让我在少年时期能与大自然有那么亲密的接触，让冬日的那种苍茫和壮美注入了我幼小的心田，滋润着我。每当我从山里回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劈啪”地燃烧，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火炉在漫长的冬季中就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手，它天天歌唱，不知疲倦。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懂得温暖的获得是有代价的。所以，我成年以后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火炉的影子就会悄然浮现。虽然现在我已经脱离了与火炉相伴的生活，但我不会忘记它，不会忘记它的歌声。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