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和的印象里，卞之琳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性格又收敛，又敏感，属于“不能惹，一惹就不得了”的类型。所以她总是不敢“惹”她，从来不敢单独和他出去，连看戏都没有。之所以传出苦恋的传言，可能是因为当事人表白和拒绝的方式都太委婉。
　　卞之琳不是充和喜欢的类型，她喜欢性格开朗单纯的人，后来选择的傅汉思就是这种类型。除了性格外，卞之琳的才华也打动不了充和，他当时是以新诗闻名诗坛的，可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认为卞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爱卖弄”。没办法，教育背景和审美追求都不同，在旧学中浸淫一生的充和对“明月装饰了你的梦”实在是欣赏不了。
　　可叹的是，卞之琳从未停止过对充和的这份倾慕。1953年，卞之琳到苏州参加会议，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痴情的诗人翻空抽屉，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居然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于是宝贝一样地取走，保存了二十余年。1980年卞之琳访问美国时，与充和久别重逢，将词稿奉归原主。充和说他只不过是单相思，可纵然是单相思，能够持续如此之久，感情如此浓烈，即使得不到回应也足够动人了。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那一年，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她和傅汉思也是在沈从文家里相识的，一开始，傅汉思是来找沈从文的，后来就专门来找她了，连沈从文的儿子小虎都亲昵地叫他“四姨傅伯伯”。
　　在重庆的时候，章士钊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这令张充和很不高兴，她觉得这样比喻是“拟于不伦”。直到嫁给傅汉思后，她每每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对傅汉思这个终身伴侣，充和是满意的。她提及他的次数不多，说汉思是个单纯的好人，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巧的是，这对中西合璧的伉俪称得上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充和说汉思的汉学修养很深，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了解，写起文章来一篇是一篇，让她很服气。
　　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1949年，整个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和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缺少梦想的空间。
　　“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带着这样的想法，充和和汉思在上海搭上个顿将军号前往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对自己的吟诗作词，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比喻，她说自己写东西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
　　说这句话时，她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老小老小，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真是一派天真，可爱极了。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她很早就开始了写作，随写随丢，一生中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著作。倒是那位暗恋她的诗人一片痴心，私下将她发在报刊上的作品都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鲁任教时，一名洋学生自费给她印了本诗集，名字很美，叫《桃花鱼》，装帧也很美，收入的诗只不过寥寥十几首。她百岁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张充和作品系列，分别是《天涯晚笛》、《曲人鸿爪》和《古色今香》，收录的其实都是些充和无意中留下的零光片羽。
　　充和本是无意于以著作传世的，做什么都是随兴而至，她曾经说过：“我写字、画画、唱昆曲、做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从来不想拿出来给人家展览，给人家看。”苏炜回忆他和洋学生向充和学书法时，充和经常用清水在纸上写字教他们，他们试图游说她用墨写在宣纸上以图保存，不料一向温和的老人居然生了气，坚持就要用清水写。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