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了。”

    “最后的了？”

    “那么要是这一个也耽误——”

    “我就毁了，整个地毁了！”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一艘船正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在我日暮途穷的时候依旧跟随着我的年轻人，每天花一部分时间守在这间屋子的阁楼上，希望能最先向我来报告好消息。这艘船的进港，他已经通知过我了。”

    “那不是您的船吗？”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是吉隆丹号。它也是从印度来的，但却不是我的。”

    “或许它曾和法老号通过话，给您带来了消息呢？”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一件事，先生，我怕得到我那条船的任何消息，简直就同我怕陷在疑雾中一样多。不确定倒还使人抱有希望。”于是，莫雷尔又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次的逾期不归是说不通的。法老号在二月五日就离开了加尔各答，它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到这儿的。”

    “那是什么？”英国人问道，“这一片闹声是什么意思？”

    “噢，噢！”莫雷尔喊道，脸色立刻苍白，“这是什么？”楼梯上传来一片响声，是人们匆忙的奔走声和半窒息的呜咽声。莫雷尔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他的气力支持不住，他倒在了一张椅子里。两个人面对面地互相望着，莫雷尔四肢在不停地发抖，那陌生人则带着一种极其怜悯的神色凝视着他。闹声止了，莫雷尔似乎已预料到了是什么事，那件事引起了闹声，而那件事是一定会到来的。那陌生人觉得他好象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那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一把钥匙插进了第一道门的锁眼，可以听到门上的铰链声。

    “只有两个人有那扇门的钥匙，”莫雷尔喃喃地说道，“——柯克莱斯和尤莉。”这时，第二道门开了，门口出现了那泪痕满面的年轻姑娘。莫雷尔用手撑着椅背，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噢，父亲！”她绞着双手说，“原谅你的孩子给你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莫雷尔的脸色又一次变白了。尤莉扑入他的怀里。

    “噢，噢，父亲！”她说，“您可要挺住啊！”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莫雷尔问她，声音嘶哑。那年轻姑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依旧靠在她父亲的胸前。

    “船员呢？”莫雷尔问。

    “救起来了，”姑娘说道，“是刚才进港的那条船的船员救起来的。”

    莫雷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和崇高的感激的表情举手向天。“谢谢，我的上帝，”他说，“至少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

    那英国人虽然平时极不易动感情，这时却也两眼湿润了。

    “进来，进来吧！”莫雷尔说，“我料到你们都在门口。”

    不等他的话说完，莫雷尔夫人就进来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艾曼纽跟在她后面。在客厅里，还有七八个衣不蔽体的水手。一看到这些人，那英国人吃了一惊，向前跨出了一步，但随后他又抑制住了自己，退到了房间最不惹人注意和最远的一个角落里了。莫雷尔夫人在她丈夫的身旁坐了下来，握住他的一只手；尤莉依旧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艾曼纽站在屋子中央，象是担当着莫雷尔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雷尔问题。

    “过来一点，佩尼隆，”那年轻人说道，“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水手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卷着一顶残破的帽子。“您好，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好象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佩尼隆！”莫雷尔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雷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乐马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康复回来的。”

    “很好，现在你把事情讲讲吧，佩尼拢”佩尼隆把他嘴里嚼着的烟草从右面顶到了左面，用手遮住嘴，转过头去，吐了一大口烟汁，然后叉开一只脚，开始讲了起来。“你瞧，莫雷尔先生，”他说，“我们风平浪静的航行了一星期，然后在布兰克海岬和波加达海岬之间的一段海面上乘着一阵和缓的南——西南风航行，忽然茄马特船长走到了我面前，我得告诉你，我那时正在掌舵，他说，‘佩尼隆，你看那边升起的那些云是什么意思？’我那时自己也正在看那些云。‘我看它们升得太快了，不象是没有原因的，我看那不是好兆头，否则不会那样黑。’‘我也是这么看，’船长说，‘我先来防一手。

    我们张的帆太多啦。喂！全体来松帆！拉落三角头帆！’真是千钧一发啊，命令刚下，狂风就赶上了我们，船开始倾斜起来。

    ‘嗨，’船长说，‘我们的帆还是扯得太多了，全体来落大帆！’五分钟以后，大帆落下来了，我们只得扯着尾帆和上桅帆航行。

    ‘喂，佩尼隆，’船长说，‘你干嘛摇头？’‘咦，’我说，‘我想它不见得就此肯罢休呢。’‘你说得不错，’他回答说，‘我们要遇到大风了’‘大风！不止大风，我们要遇到的是一场暴风，不然就算我看走眼了。’你可以看到那风就象蒙德里顿的灰沙一样的刮过来了，幸亏船长熟悉这种事，‘全体注意！顶帆收两隔！’船长喊道，‘帆脚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桁上的滑车！’”

    “在那种纬度的地方这样做是不够的，”那英国人说道。“如果是我，我就把顶帆放四隔，把尾帆扯落。”

    他这坚决，响亮和出人意外的声音使人人都吃了一惊。佩尼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祥了一下这个批评他船长的技术的人。“我们干得更好，先生，”老水手不无敬意地说道，“我们把船尾对准风头，顺风奔走。十分钟以后，我们扯落顶帆，光着桅杆飞驶。”

    “那艘船太旧了，经不起那样的风险。”英国人说道。

    “哦，就是这把我们断送啦，在颠簸了十二个钟头以后，船出了一个漏洞，进水了，佩尼隆，’船长说，‘我看我们正在往下沉，把舵给我，到下舱去看看。’我把舵交给了他，就下去了，那儿已经有三尺深的水了。我喊道，‘全体来抽水！’可是太晚了，好象我们抽出得愈多，进来的也愈多。‘啊，’在抽了四个钟头水以后，我说，‘既然我们是在往下沉，就让我们沉下去算了，我们总得死一次的。’‘你就是这样做出的榜样吗，佩尼隆！’船长喊道，‘好极了，等一等。’他到他的船舱里去拿了一对手枪回来，‘谁第一个离开抽水泵，我就一枪把他的脑髓打出来！’他说道。”

    “干得好！”英国人说。

    “只要道理讲清了，大家自然勇气也就来了，”那水手继续说，“那个时候，风势减弱了，海也平静下去了，但水却不断地涨上来，虽不多，只是每小时两寸，但它还是不停地涨。每小时两寸似乎不算多，但十二小时就成两尺啦，而两尺加上我们以前有的三尺就变成了五尺。‘来吧，’船长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了，莫雷尔先生不能再怪我们什么了。上救生艇去吧，孩子们，越快越好！’”

    “唉，”佩尼隆继续说道，“你知道，莫雷尔先生，一个水手是舍不得丢下他的船的，但却更舍不得他的命，所以我们也没等他再说第二遍就行动了，愈是那样，船就愈沉得快，象是在说：‘走吧，快逃命去吧！’我们马上把小船放到水里，八个人都跳到了里面。船长是最后一个下来的，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没有下来，他不肯离开大船，所以我就把他拦腰抱起，扔进了小船，然后我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真是千钧一发哪！我刚跳离，甲板就嘣的一声象一艘主力舰上边众炮齐发似的炸裂了。十分钟以后，船就向前倾然后又横倒，连翻了几个身，于是一切就算完了，法老号不见了。至于我们，我们三天没吃没喝，于是我们决定抽签决定命运，看那一个来当其余的人的牺牲品，正在这时，我们看见了吉隆丹号，我们就发出求救的讯号，它看见了我们，向我们驶过来，把我们都救上了船。

    “唉，莫雷尔先生，全部事实就是这样，我以一个水手的名誉发誓！是不是真的？你们其它人也说说吧。”一片“是的”附和声证明这个叙述已忠实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不幸和受苦的情形。

    “好了，好了，”莫雷尔先生说，“我知道你们谁都没有错，这只能怪命。这件事是上帝的意志，我还欠你们多少薪水？”

    “噢，那个我们不该了吧，莫雷尔先生。”

    “不，我们要谈。”

    “好吧，那么，是三个月。”佩尼隆说。

    “柯克莱斯！给这些诚实的人每人付两百法郎，”莫雷尔说道。“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又说，“我本来会说，另外再给他们两百法算是奖金的，但时代不同罗，我现在仅有的一点钱也不是我自己的了。”

    佩尼隆转身和他的同伴商量了几句话。

    “至于那个，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又转动着嘴里的那块烟草，“至于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