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算是个怕羞的孩子，个性较为软弱。其实，我也没有太与众不同，起码念初二之前，我觉得自己和大家都一样。 
　　有一天，国文老师把我叫到跟前，说：“蔡同学，请你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 
　　那是我写的一篇作文，里头有一段话：“我跟朋友约好坐8点的火车去看电影，可是时间快到了，他还没来。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在厕所外，等待里面的人快些出来般地焦急。”我跟老师解释说：“我很焦急，就像拉肚子想上厕所，但厕所内有人。” 
　　老师微笑着说：“你会不会觉得用这些字形容‘焦急’太长了些？”我低头想了一下，改成：“我像一个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于有人的厕所外般地焦急。” 
　　老师呼出一口气，试着让心情平静，然后再问：“你会不会觉得用另一种方式形容‘焦急’会比较好？”我突然想起老师曾教过《诗经》上的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于是我又改成：“我拉肚子，想上厕所。厕所有人，于是焦急。” 
　　“啪”地一声，老师拍了桌子，提高音量：“你个笨蛋！形容焦急该用‘热锅上的蚂蚁’啊！我没教过吗？”“热锅上的蚂蚁只是惊恐而已……”我小声地说。老师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手指外面：“到走廊去罚站！” 
　　从那天开始，国文老师总会特别留意我的作文。所以我的作文簿上，一直都有密密麻麻的红色毛笔字―― 
　　“光阴像肉包子打狗似的有去无回。” 
　　“外表美丽而内心丑陋的人，仍然是丑陋的。就像即使在厕所外面插满芳香花朵，厕所还是臭的。” 
　　“慈乌有反哺之恩，羔羊有跪乳之义，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所以我们要记得孝顺父母，就像上厕所要记得带卫生纸。” 
　　像上边这些句子，都被老师改掉了。我真的不明白，“肉包子打狗”叫有去无回，光阴也是啊，为什么这样形容不行？但是我不敢问。 
　　久而久之，我开始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思考模式。只可惜这些事在老师圈子里已经传开了，于是很多老师上课时都会特别关照我，常常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回答一些稀里糊涂的问题。我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六脚猴子，总是吸引游客们的好奇眼光。我只好沉默地傻笑，或是搔搔头表示无辜。甚至连体育老师也会说：“来，蔡同学，帮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空中挺腰然后拉竿上篮。”被莫名其妙地当做怪异的人，我只能无可奈何地生活着。 
　　高中的课业又多又重，我无暇去关心“总统”是谁、市长是谁之类的问题。偶尔会关心中华台北队在国际比赛的成绩，输了的话当然会难过。但这种难过跟考试考不好的难过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感谢老天，我终于学会跟大家一样用“小巫见大巫”这类恰当的形容词，而不是再用“小鸟见老鹰”、“烂鸟比鸡腿”之类的烂词。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就像是冬眠的熊，而考上大学就像是春天唤醒了我。 
　　在大学里，有一次辩论社举办红白对抗赛，将新进社员分成两组，进行辩论。记得那次的辩论题目好像叫作“谈恋爱会不会使一个人丧失理性”。我代表反方。正方那个女孩子长得很可爱，还绑了两条长长的辫子。 
　　正方的观点一直锁定在谈恋爱的人总会做出很多不理性的行为。以男生而言，即使隔天要期末考，晚上还是会跟女孩子看电影；或是半夜在女孩楼下弹吉他大唱情歌，不怕被愤怒的邻居围殴。那个绑着辫子的女孩，左手抓着辫子，右手指着我，大声地控诉。 
　　我没绑辫子，又不甘示弱，左手随便抓着一撮头发，右手也指着她。 
　　辩论结果揭晓，我代表的反方获胜。学长说我表现得不错，只是抓头发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很像猴子。 
　　我毕业快一个月了，还没找到工作。“为什么你会辞掉上个工作？”我常在应聘时，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我被解雇了啊。”我总是这么回答。 
　　应聘第13个工作时，我碰到以前的学长。 
　　“啊！学弟，你什么时候来台北的？” 
　　“来了一个多月了……我今天是来应聘的。” 
　　“还应什么聘，今天就是你上班的第一天。” 
　　“学长……”我有点激动，说不出话来。 
　　“学弟，”学长拍拍我肩膀，“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吧。” 
　　经过学长的办公桌时，学长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橄榄球，“学弟，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弧形的橄榄球跟人生一样？”“嗯。”我点点头。学长将橄榄球拿在手上，然后松手，观察橄榄球的跳动方向，重复了几次，每次橄榄球的跳动方向都不一样。 
　　“橄榄球的跳动方向并不规则，人生不也如此？” 
　　学长搭着我的肩，“当我们接到橄榄球时，要用力抱紧，向前冲刺。人生也是这样。” 
　　“学长……” 
　　“所以要好好练球。”学长笑了笑，“学弟，加油吧。” 
　　我结束了青春岁月，开始进入成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