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见到那些画的时候，我们就惊呆了，从而忽略了屋子的破旧。那些画画得真漂亮，我们问是谁画的，主人说是孩子随便画的。我们为孩子的天赋被埋没了感到可惜，就问他是否参加了某种艺术班的学习。“没钱啊，”下岗的许师傅叹了口气说，“孩子生错了人家啊，是我对不起孩子，让他跟着过苦日子。” 
　　许师傅白天在一个修理厂干活，夜里骑辆旧双轮摩托车拉客。他说，有时拉到深夜一两点才能挣二三十元，还不能遇上客运管理的，否则被抓住了一罚款，几天的辛苦就泡汤了。 
　　我们递给他100元钱的时候，他没有推脱，虽然这对他们贫困的生活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看着孩子羞怯地躲在墙角，我的恻隐之心不禁浮出水面。我跑到附近的批发部，为孩子买了一盒画笔和水彩，还有一沓画纸。孩子得到了他的宝贝，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我从墙上贴的画里面选了三幅，然后对他说：“小画家，这三幅画我买下了，能为我签个名吗？”孩子先是一愣，继而兴奋地跑出去跟爸爸说：“爸爸爸爸，我挣钱了，叔叔买我的画了！”孩子极力控制着自己剧烈跳动的心，用他稚嫩的手小心翼翼地为我签下了他的名字：许涛。 
　　每年在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领到一张扶贫助学的名单，上面罗列了一些贫困学生的姓名和所在学校。我们照例会如同完成工作任务一样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带上照相机，为他们送一些学习用品。我们会慈爱地摩挲着他们的头，说着一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鼓励的话，然后摁下快门，再出份简报，我们就成了 扶贫助学的先进典型。 
　　我们从没有走进过他们的生活，直到春节前的这一次慰问，才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他们的苦。 
　　我们来到另一个贫困学生家中。那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出租屋，屋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床上连被子都没有，只有一些塑料纸和几件破衣服。一家三口，就在这张床上睡觉。孩子的母亲因为没钱治病而撒手人寰，兄弟俩知道父亲送自己上学不容易，学习都很努力，期末考试，一个考了第一名，一个考了第二名。 
　　简陋的墙上挂着两张奖状，一张是大儿子的，一张是小儿子的。老张说：“每天回到家里，看到墙上的奖状，再苦再累我都能挺过去。”可就是这样两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要面临失学了。 
　　“能帮帮我吗？我真的很想上学！”大点的孩子这样对我们说。 
　　小的那个男孩只有8岁，他抱住我的腿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报答你，我用我挣的钱给你买糖吃。” 
　　我们无言以对，生活中的艰难，让他们怎样天天向上？那100元的慰问金，能阻挡这些花朵的枯萎吗？ 
　　还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60多岁了，每天靠拣垃圾维持生计，还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他上学。 
　　我们带去的一些文具，让孩子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像得到了新年礼物一样兴奋不已。 
　　院子里到处都是捡来的垃圾，显得凌乱不堪。屋子四处漏风，唯一热乎的地方就是炕头。我们把准备好的100元钱慰问金交到奶奶的手上，对她说：“要过年了，给孩子买点东西。”老人却推脱着不要，她说：“俺有钱，不信你们看。”她掀开她家的炕席，我们看到了一沓零钱，大约能有几十元钱的样子。“年货俺也备好了。”她又打开柜子，给我们看她备下的年货：很短的一联小鞭炮，很小的一包糖果，还有几个干干巴巴的苹果。这就是她备下的所有年货。“还有肉呢，”老人兴冲冲地指着外面的一个雪堆，“都在那里冻着呢。那可是隔壁王老头从饭店给俺们带回来的，我们不舍得吃，要留着三十晚上吃。” 
　　那天，我们都忘了拍照，我们感到内心有些疼痛。看着孩子不停地摆弄着他的小鞭炮，隔一会儿就拆下来一个，喜滋滋地拿着烧红的木棍跑出去放响了。声若蚊蝇，但却震得我们不停地打着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