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时，我和学妹小蓓一起去参加剧本课程最后的全班聚餐。从木栅动物园到内湖，在捷运上的时间，几乎就要整整一个小时。文湖线是台北捷运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无人驾驶。木栅又是山区，一路像古早的火车，比缓慢更缓慢。我们并排坐在阒静的车厢里，想要说些什么重要的话，却总归词不达意。
我们没见过几次，且每一次都是在上课前后。我们上课的那间教室也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学校相对华丽、典雅，展示性的课堂，像古代的私塾。第一次上课时，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眼前全是长枪短炮，集中了台湾各大报社的记者。小个子的吴念真导演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团团围住，但他十分镇定，游刃有余。一直从岛内政治，聊到为什么要来学校兼课，从大台北的几起新命案一直聊到看好班上哪位学生。他指着我对桌的一个男孩子，说“他的作品我选中两篇，很不容易”，刹那间所有的镜头都调转，对准那个男生一阵狂拍。在那一刻，像童话里的点石成金。几年前我也当过不短时间的兼职记者，对这样的场面很不陌生，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当过几十年记者的学生，他和我一样，在如此分明很熟悉的场合里，坐得一动不动，连上网都不敢。只是默默地、有力地注视。说不清楚到底在想什么，像退役后看比赛，明明内心惊涛骇浪，还硬当自己是观光客。

在台湾读书我总是很愧赧，尤其是面对选拔。这似乎也源自童年开始生怕被嫌弃的阴影，所有的珍惜都带着惶恐。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喜欢上写作课，喜欢故事轰炸，喜欢听各种人说起自己的家。暖流派的导演自不必说，他常常轻描淡写地石破天惊。淡淡说，曾经教过我的一个老师，名字是挺有意思的，叫“傅抱石”。或者，有天李登辉说有本书很好看你要不要看，我一看日文，看不懂。他说“你怎么可能不懂日文！”

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懂日文的。有的人长得就很像听得懂某种外语。

而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聊到父母、衰老和死亡。许多故事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仍然比不上现场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一遍。我们的辅导老师更加善感，几次像中学教导主任似的将我们特地留下，只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每次上完导演的课，回家都哭着跟我老公说，我好感动。”其实我们也很感动，但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老公。无法分享，都显得有点弱势。女老师总是带着嘴里的老公来上课的，这种青春期的感受倒也挺久违。

小蓓就是在第二次课程结束之后，主动与我打招呼。一般会主动和陆生打招呼的台湾年轻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对大陆有兴趣、去过大陆的人，另一种是非台北人，他们觉得台北人有点冷漠，觉得自己也是异乡人。小蓓属于后者。

但异乡人到底还是有能级之差。很多本地人并不会知道这种细腻的差别。到台湾以后，我一直在学习怎么当外地人、外省人，生怕犯错，被大做文章。至于台南人、彰化人、云林人、澎湖人、金门人则对我一点差别也没有，总之都是台湾人。但在他们之间，却似乎仍有远近之别。

小蓓从台南来，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在学校念法律系，今年是毕业年，已经考上台南成功大学的硕士班。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识，是注定很快就要分别的，像那种签证到期前遇到一个谈得来的人。我已经过了那种真的相信“反正网上联系也很方便”的年纪，但我也不知该怎么跟她尽诉，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如果天时地利，就一定可以人和。可惜被各种偶然分开了，尤其MSN倒了以后，有很多人真的再也找不到了。

小蓓写作经验不多，但十分认真。但凡老师给她一点意见，她都回去重写一遍。我也不确定老师是不是知道她的努力和顶真，我记得中学时候班上总有这样的女生，但到了现在渐渐无迹可寻。导演有时开玩笑说“你们法律系的人最无聊了。”我都觉得她脸部肌肉很不自然，像承受了重拳。隔周她就带来一个显得不那么无聊的新剧本，都是写她的家族生活。

而我真正开始喜欢这个学妹，也确是从她说自己家的事开始。她父亲继承家业开中药铺，母亲原来在贸易公司上班，后来辞职和父亲一起开店。我说，那可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你妈妈很爱你爸爸的吧。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耶，或者我应该去问问妈妈。我说，那让你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学完七年的法律，去开中药店你愿意吗？

她说，不愿意。

那个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心里估摸，她以后是一个会愿意的人。而我这种心肠很硬又总说愿意的人，才是真的基本属于反之。

我们后来常在一起聊天，每节课前，她都带我到附近吃饭。我们宿舍在山上，那时候我已经吃遍了宿舍楼下便利店几乎所有的便当，我还和室友打赌比赛，看还能不能吃到比现有冠军更难吃的口味。人人以为台湾是美食天堂，但对我们来说温饱和天堂的距离只相隔一个互联网。

小蓓带我去的，大多是学校附近平价的小食店。在台湾我遇过许多人扬言要带我去吃“全台湾最好吃的”“全台北最好吃”的某种东西，但小蓓从来不夸这种口，这反而让我觉得，她真没当我是游客。我觉得她是带我去到了政大附近的兰州一拉、盖浇饭、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舌尖上的某大，而且看她吃的那么津津有味，我大致知道，还是因为我是外地人的关系，我吃不惯他们的各种甜酱，而非真的不好吃。

正因为没有掩饰，才显得那么朴质珍贵。我就不太喜欢百货公司、伴手礼店的所谓人情味，因为有时他们表面很客气，却把垃圾桶藏在店里深处。小蓓是另一种台湾的好，节俭的、用功的、认真的好。

那之前我还参加了学校另一个写作坊，指导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他选了我一个小说发表，那也是我在台湾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到书店去问了几次那本杂志有没有来，过了高中以后，我觉得去书报亭等杂志是一件挺幼稚的事情。

售货员跟我说周五可以来，而周五我又约了小蓓吃饭。于是便毫不避忌地带她一起去问。杂志果然来了，我兴高采烈的买了两本。她很为我高兴，仔细翻了了一下，并没有买。但隔周上课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去那间书店把小说看完了。我问她觉得怎么样，她说看了很难过。

我有点惊恐，但没有细问，直到那趟漫长的地铁旅途中，她忽然说起。“那个不在的人，影响全家的人，让我想起我表姐。我表姐的爸妈和弟弟，都在九二一过世，你知道那件事吗？台北有大楼倒塌，建筑的材料都是不合格的。我表姐的一家都在里面。后来，我表姐就回南部跟阿公生活，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又回到台北。”

又回到台北。

我心想。为什么呢。

“她过得很辛苦吧。”但我似乎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嗯。但我们都没有问她。”

“有赔偿吗？”

“拖了很久，后来表姐说，真的不想再打官司，阿公也老了。后来就拿了很少的钱。”

她很难过吧，所有认识的亲人都不见了。

我心想。

“老天也会对她的命运有所补偿，受那么大罪。”我勉强说。

“我们也这样对她说，但她有说过，她宁愿不要任何补偿的。”小蓓认真的说。“我觉得上帝真的不公平。”

那之后，我们又乘过了好几站，一直从大安、忠孝复兴到南京东路，穿过城心。我不知道怎么对她说话，她似乎也不得不适应这种缓慢而漫长的停顿。六月的台北已经湿热，往往是清晨的明媚，而后空气一点一点开始氤氲浑浊，直至大中午一场暴雨，这也是台北盆地的寻常脾气。

导演订的自助餐很高级。我们十几个人，围坐在餐厅四周，他拿着话筒说话，我们都不敢吃饭。导演于是就对着话筒说：你们快点吃饭。我们于是就扒两口饭。

我们每个人，都录制了一段视频送给导演。我们在面对自己崇拜的人时，往往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且辅导老师原来跟我们说，这段录像只会给导演一个人看。我是不相信的。但很多人都信。譬如有的人对导演说，自己有一个姐姐身体残疾，她从小就要谦让她，虽然这是应该的，但难免觉得好烦。厌烦中又带着歉疚，于是就把这样的两难说了出来。有个同学出生于警察世家，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只要考上警察学校，就会维系门楣的荣耀。但他却喜欢文学，考了中文系。也喜欢电影。直到现在他硕士班毕业回到老家，都有老邻居对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是考上警察学校，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会开心死……”他问导演，我真的应该去当一个警察吗？如果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的话……

小蓓的那一段里，支支吾吾反复说：“导演，我真的很珍惜这次课程，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们加课了。”我不知道很久以后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律师或者法官，但我觉得许多事似乎都有微妙的联系。譬如她喜欢导演的电影、小说，譬如她想当一个主持正义的人，譬如她不喜欢台北。这座城市的人情对她来说是有所创伤的。

我记得导演在最后一堂课上，说了他和弟弟的故事。有一个小说叫《遗书》里写过，弟弟一直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负债累累的弟弟自杀后，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张沾着尸水的纸，上面写着“哥哥，你说过会照顾我们家……你辛苦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其实当你的兄弟，也很辛苦。”

许多同学都哭了，小蓓也是。我看见她的哀愁中，有一种特别纯净的东西，势要和那种活着的辛苦做抵抗。我在想，可能一直以来，我所喜欢她身上的特质，就是那一种斗志。那是我失落已久的，对于死亡的不甘、对于他人命运的不甘、对于冷漠的不甘。

我对小蓓说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刚到台湾时的室友。无人驾驶的列车一再温吞地爬行，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说一件类似的事来回应她对我的震动。我的室友，是我三年前最早认识的台湾人，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还常常嘲笑我很土。有天晚上她不肯睡觉一直在打字，我问她在做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我发现，她是在为第二天的考试作弊。于是我说我来打吧，我们早点睡觉。她见我打得飞快，大叹一声“你们大陆人真的超吊的。”我心想你才天真，作弊都那么累还不如背一下。我替她买过便当，她还欠我一些钱。我们说好一起过生日，她给我准备了假睫毛和高跟鞋。后来她回新竹拿家人送的生日礼物，死在一个酒驾的厢型车下。为此我还去了她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