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的第一原则，乃是保存自己，乃是生活下去。

　　您播种的是毒芹，却指望看见麦穗成熟！

　　——马基雅维利

　　之所以选择司汤达的《红与黑》作为我研究的内容，源于最近在阅读着名企业家万科地产老总王石先生的传记《道路与梦想》过程中，读到了王石先生早年在兰州读大学的经历，那时的他因为倔强和骄傲的性格始终不能融入学校的环境，一心向往着于连式的光荣，憧憬着野性和自由的生活。于是在了解王石先生的过程中，我对《红与黑》这部小说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在同父母的交流中得知，现今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都曾怀着激昂和强烈的情感对待其中的主人公，那个叫做于连的年轻小伙子。并且以此为伴度过了孤独而迷茫的青少年时代。于是我在想，这部小说究竟有怎样的魔力和魅力，足以使其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依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曾经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则坚信五十年后这部小说才会有读者，他说：“我将在1880年为人所理解。”故而虽然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于连，但是我们只有在解“其中味”的基础上进行阅读，方能完整揭示整部小说的真实含义。

　　在《红与黑·卷上》的卷首，司汤达引用了假托丹东的一句话：“真实，残酷的真实。”在《红与黑·卷下》的卷首，他引用了圣勃夫的一句话：“她不漂亮，她不搽胭脂。”同时，作者还有一句题词，至于全书总目录下，用英文书写的To the happy few，意为“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我们将这三句题词串联起来，不难发现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这部小说中的真实？究竟谁是少数幸福的人？实际上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就是敲开《红与黑》这扇大门的两把金钥匙，因此它们也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剖析的重点。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真实”这个问题，即《红与黑》中的真实究竟是什么？

　　提到真实，在我看来，真实是一种本质，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推敲、能够长久存在的东西。《六祖坛经》说：“凡有相皆属虚妄”，能够看到的表面现象固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毕竟是虚妄之物。司汤达反复声明他五十年后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意味着，他所指的真实，绝不仅仅是于连的爱情，于连的死亡，神学院的黑暗，以及种种政治斗争这些故事情节和内容，而是指一种不能为所有人一眼看穿的真理和智慧，这才是真正的真实。不过，在剖析内核之前，我们还是要大致了解一下《红与黑》中的故事内容。

　　文章的主人公于连·索莱尔快到19岁时到德·莱纳先生家当家庭教师；21岁左右进入德·拉莫尔府做秘书；23岁前后左右入狱，两个月后死。从出场到被处决，仅仅四年左右

　　的时间。小说第44章描写于连在入狱后的内心独白中有这样两句：“盛夏，一只蜉蝣早晨九点钟生，傍晚五点钟死，它如何能理解夜这个字呢？”“让它再活五个钟头，它就能看见和理解什么是夜了。”这样一个甚至尚未到达正午时光的年轻人到底是怎样的呢？

　　文章的副标题是“1830年记事”，事实上，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完整展现了整个19世纪法国社会的概貌：在法国小城维里埃，耶稣教会横行霸道，资产阶级自由派虎视

　　眈眈，封建贵族生活在危机四伏之中，巴黎的上层社会已烦闷无聊为特征，外省的生活封闭狭隘，心灵被铜臭气毒化，从上到下，从贵族到平民，最高的行为准则只有一个：带来收益。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出生于上层社会的人属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社会地位底下的人想要跻身上流社会，无疑比登天还难。可惜我们的主人公偏偏是一个不安于现状、进取心极强的人，他聪明、敏感、干练、骄傲而又倔强。虽然出身卑微，但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驱使下，野心勃勃，渴望成功、发迹，宁愿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他喜欢读自己的“可兰经”：卢梭的《忏悔录》、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回忆录》及大军公报。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挑战和征服中，他似乎一步步在迈向飞黄腾达的道路，然而仿佛在攀登上最高峰时，两记响亮的枪声让于连从云端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所有激荡人心的勇气和野心都灰飞烟灭，他回到了真实的生活里。那么，下面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缩小到于连身上，也即，拨开云山雾罩的重重迷障，在于连的命运中，哪些是虚假的？究竟什么又是真实呢？

　　我以为，我从中提炼出了三条线索，并且这三条线索是互相承继的。

　　第一条线索，19岁刚刚进入德·莱纳先生家做家庭教师的于连憧憬着拿破仑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希望所处的社会能够重新经受一番大革命的洗礼。在初出茅庐时，他甚至曾经幻想做维里埃的市长，建立伟大的事业，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世界的主人。然而在步入巴黎后，他才发现现实的残酷。他曾经说：“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乡下人，我，被判定永远地穿着这套愁苦的黑衣服！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会象他们一样穿着军服。在那时候，象我这样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在三十岁上做了将军。”不能步拿破仑的后尘，他只好选择黑袍来做时代的“军服”，以大主教的“十万法郎的年俸，蓝绶的勋章和统治权”为奋斗目标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的想到司汤达的一位朋友问他，小说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红”意味着，于连若出生的早，他会是个士兵，因为红色指红色的军装，代表军队；然而他生不逢时，只好披上黑色的道袍，这就是“黑”。在司汤达的解释中，“红”与“黑”不是对立的，而是并立平行的。这二者的不同在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区别，然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通向一个唯一的目标：成功。而贯穿于这两条道路之中的，则是那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野心勃勃的烈火雄心。在我看来，整部《红与黑》中所有的沉浮升降荣辱兴衰似乎都可以忽略，唯一能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强烈的进取心。于是，关于于连究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还是一个反抗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英雄，值得同情还是应该批判，多少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我并不想纠缠于这样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所关注的，乃是人的命运，人们心里的东西。于是我方才深刻理解了开头所讲的王石先生为什么如此渴望于连式的光荣，因为我在于连身上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想，这是每一个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做大事业的踌躇满志的年轻人都会有的感受。我们是幸运的。而对于于连，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全部的抱负和野心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能够渴望，却难以真正触及。

　　第二条线索，我们来分析于连为了实现它巨大的野心而采取的手段。这样一个孱弱而腼腆的平明青年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也即他最初打动众人的惊人的记忆力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为了渴求崇高的荣誉、幸福和自由，他决心用卑鄙的手段达到目的。他是一个新生的自由资产阶级式的人物，却扮演了虔诚信徒的角色；他在精神和信仰上都倾向于雅各宾派，却参加了保皇派的阴谋；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却处处要装得像个他所鄙视的贵族。他的所作所为处处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真实想法背道而驰。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他的野心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想要做一个真正的野心家，首先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树立清晰和明确的目标，其次要对周围的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充分透彻的认识，也就是说能一眼将利益格局、人事关系以及华丽背后的盘根错节和重重机关看透。此外，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现有的状况制定详细合理的战略战术，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必须以彻底的自我管理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控制自己完成目标。在所有一切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要时时做到冷静、理智、专注、务实、执着方能成功。对比于连，我们发现他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种种，却从未说清楚他究竟要的是什么。他动辄想当今一个主教比当年一位将军多挣多少钱，然而他关心和谁吃饭胜过多少薪水，他拒绝了和爱丽莎有利的婚事，不走富凯那样稳妥的发财之路。因而它更在乎的不是钱，而是荣誉、平等和自由，因此他想三十岁当上将军，第一次提升就欣喜若狂，有了骑士封号就喜出望外。他并不是一个务实的人。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客厅，不属于任何小集团”，正如德·拉莫尔侯爵所言：“他没有一个不失去一分钟、一个机会的律师所具有的那种机灵和狡猾的才能。”他所真正在乎的获得的东西，并不是实际的金钱、职务、地位，而多是贵妇的青睐、能力的实现、自尊心的满足，甚至哪怕远离男人的目光，这也能使他感到放松和自由。这样的品质就决定了他其实并非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缺乏除了野心之外的东西为他铺路，帮助他走向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于连只能是一个失败的、糊涂的、头脑不清楚的、不够求实务本的、自不量力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最后一条线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于连最终的命运。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有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于连在入狱后思想和处境的真实写照。之前我们看到于连的爱情、于连的野心、于连的奋斗，当他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高奏凯歌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于连一下从云雾中跌入现实。真实永远不是浮于表面的，就像深海里的鱼，唯有在高压、寒冷、孤独的环境下才能生存。也就是说，真实是能够让我们触摸到生命中最疼痛和最战栗的。就像一个不漂亮，也不搽胭脂的朴素的女人，却懂得生命朴素的智慧，能够与相爱的男子过着相知相伴的白头偕老的生活。股神巴菲特在华尔街金融危机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着名的话，只有海潮退去，才能知道究竟谁在裸泳。也许，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我们才能变得真正充满睿智。我想，小说最后几章中于连入狱后心灵的转变，表明了他已经从迷雾中走出，一步步触摸到了生命的真实，真实的生活。这里我的文章实际上就已经引向了第二大部分的内容：究竟谁是少数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