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记载了千年华夏的历史，现如今的人都是通过它们来了解历史，然而过度信服于典故和佳谈，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形象，这是大多数国人的通病。这其实是传统的历史观引起的。

　　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大意是说纣王的罪行其实并没有史书中说的那样厉害，只是后人把各种罪行都归在纣王的身上罢了。司马迁在《史记？殷本记》中称“帝纣资捷辨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量无穷，能言善辩。他的能力足以向臣下自夸，他的声望足以轻视世人。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名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入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可见，不论是古时的吏官还是近代的文坛巨匠，都对纣王有着极高的赞誉，完全肯定了他英明神武，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但不论是寓言影视，还是教材，都教育后世不能像他一样残暴，无道，沉醉于歌舞，他一直作为昏君的典范，作为万劫不复的反面教材。荧屏热播的《封神榜》让不细细研究历史的平常人对纣王有着怎样不堪的认识。

　　相比之下，春秋的越国第二世君主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总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灭了吴国，称霸一时，这些功劳自然不能抹杀。然而，就以这些所谓的“成功”给他树起“英雄豪杰”的碑传，那就荒唐至极了。他在灭吴之后因为听信谗言逼死功臣文种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享福的心胸狭隘的“小人”。军师范蠡早就认清了他的这一“小人”本性，在灭吴之后及时地退隐从商，才避免了文种同样的命运。草莽皇帝刘邦，原为不折不扣的无赖，最后却统一天下，他与吕后在对付功臣的手段上，的确叫人心寒，韩信，彭越两大兵家始祖都冤屈而死，他对曾经放他生路的丁公，项羽恩将仇报。大明始祖朱元璋也是因为心胸狭隘而诛杀功臣，这都表现出了农民出身的他们有着改不掉的粗鄙。千百年来一直受到赞誉的他们就不应该戴上一个“奸雄”的帽子？
　　然而历史也不会抹灭那些失败的真英雄，从纣王说起，部分史学家也表示，纣王因为扞卫奴隶的权利而触犯了以周国为首的十一个小国的贵族的利益，难道不就是和商鞅一样的经历吗？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反对神权，改革旧俗。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为其革新路线服务。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项羽不仅有超群的武功，“力拔山兮气盖世”，而且非常讲究朋友之间的义气。在鸿门宴上他放弃了除掉刘邦的绝好机会，就是因为他看重与刘邦一道起兵反秦的患难情谊，不忍手足相残。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真豪杰，却因为最后败给了背信弃义的刘邦，而为“历史学家”们所不齿。但依旧有不少人赞叹他的军事才能，肯定推翻秦朝的卓越贡献，项羽才是秦末的真正豪杰！

　　从客观的立场上分析中国“成败论”，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必然趋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巾起义”叫做邪教作祟，得而诛之，而“红巾起义”却称为出师有名，替天行道。作为古时的一个吏官，的确害怕因记载有关当朝皇帝的不义之举而受刑，司马迁就是因为触犯了汉武帝而处以宫刑，但是他依旧不畏强暴，以“太史公”的公平立场详实地记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件，对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他的《史记》才能堪称史家之绝唱。后世的吏官谁敢冒着这样的风险去记载实情呢？只能为王侯将相树碑立传。战后的日本依旧军国主义横行，教科书明显修改了历史的真实性，妄图掩盖侵华的罪行。这难道不是让后代的历史观更加模糊，让他们更加迷茫于道德与荣辱之中吗？新世纪的我们应该培养正确的历史观，让我们正确看待历史，看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两面性，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因情绪掩盖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