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剧的诞生》里面尼采说明了悲剧的本质：渴望消弭个体的界限，融入作为存在之母的太一所充溢着的原始痛苦与喜悦的激荡中的趋势，通过在个体的形象与言辞中以对外观的梦境式观看获得拯救。从酒神精神中产生的泯灭个体存在界限的冲动在庄严静穆的外观中得到调和，这就诞生了悲剧艺术。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作这种悲剧艺术的侩子手，认为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对绝对真理的不懈寻求使人不再能够理解悲剧蕴含的内在酒神因素，并且要求从逻辑的，世俗化的立场看待悲剧，从而把悲剧同占卜活动一起视作非理性的迷狂加以摒弃。苏格拉底代表了一种致力于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然而康德和歌德这些近代思想家却也已证明了这种绝对化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条不可客服的界限，即科学精神所能达到的真理永远无法触及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它至多能揭示抽象的概念，即后于事物的普遍性，但对于音乐精神所潜藏的存在的真正内核，即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科学认识无能为力。因此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即相信真理的普遍启蒙和利用真理改善存在的乐观信念一旦遭遇它的这一界限，就立即转变为一种颓废的悲观主义，只徒然在种种现代的“非审美艺术”中聊以慰藉。尼采顺着这条线索展开了对现代艺术和审美理论中的道德取向与形象化风格的批判。他认为批评家所持有的道德论调建立在对酒神音乐的彻底丧失理解中，而近代歌剧及牧歌的流行则反映了把音乐当做是形象的摹本的艺术理解，这种理解使音乐完全脱离了要求融入存在之整体狂欢的酒神根基，从而只能导致一种孱弱退化的艺术形式。
　　尼采认为音乐同神话有着同一的根基，即酒神精神，它为悲剧素材提供了内在而原始的冲动，这种冲动包含着否定人的个体化存在的条件，从而否定奥林匹斯诸神所代表的那种与自然的谐秩序，力图恢复原始的提坦神对无限力量的渴望，并且在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中因为与自然发生冲突而招致毁灭。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对酒神精神的说明与柏拉图的《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阿里斯托芬讲述了一个人类起源的神话，在他的故事中人类有着一个同奥林匹斯诸神不同的宇宙诸神的始祖，原初的人类十分强大，渴望向奥林匹斯诸神发起挑战，但被宙斯劈成两半而遭到削弱，但他们对原初完整性的渴望却通过爱欲保存了下来，在这种对完整性的渴望中同时包含着对强大力量与反抗诸神的渴望。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从没提到这一相似性，而他对阿里斯托芬的提及也仅限于引用后者对苏格拉底的批评。阿里斯托芬在《云》里面把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描述成热衷于自然奥秘和修辞术的智术师形象，喜剧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两项指控：渎神罪（苏格拉底否认宙斯的存在）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教导青年殴打自己的父亲）。在剧中苏格拉底对其青年弟子的培训是通过代表两种相反生活方式的“正理”与“歪理”的争辩而完成的。正理代表了马拉松老战士时代的生活：主张严格的健身运动，克制情欲与享乐获得，远离政治和市场。而歪理代表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走向颓败阶段的状况：沉浸于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中不能自拔，并且热衷于修辞术和政治。正理与歪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对立：正理主张的生活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角色——简单的性格与言辞描写同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充斥苦难的命运之间的对照；而歪理所推崇的修辞术显然代表了欧里庇得斯及阿伽通这些新悲剧诗人的那种细腻化的描写风格。然而问题在于正理与歪理都不足以代表《云》剧中苏格拉底的生存方式：主张修辞术的同时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而同时正理与歪理任何一方也都不代表阿里斯托芬本人的立场。
　　在尼采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为希腊艺术的顶峰所进行的分析中，融合了《云》中正理的观点（它几乎就是尼采所分析的充当日神式外观的悲剧角色在现实中的代表）与《会饮》里面阿里斯托芬讲述的原初人类的神话。对于这两个关键性文本，尼采在书中几乎是彻底沉默的。假如我们把《云》中出现的那个专注于自然奥秘并且热衷修辞术的青年苏格拉底形象，视作阿里斯托芬站在城邦诸神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忽略城邦正义的批评，那我们仍旧可以提出两个疑难：首先，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指控被尼采引用作为对哲人苏格拉底乃至柏拉图作品的指控，这种“对象偷换”是否合理；其次，阿里斯托芬本人对城邦诸神与哲学的关系持何种看法，在《云》中无法窥见端倪。另一方面，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之间存在着极大相似性，那么《会饮》中苏格拉底的讲辞与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换句话说，假如柏拉图在《会饮》中说明了谐剧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它能否用来探究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实质？《会饮》中苏格拉底引述了他与弟俄提玛关于探索爱欲的对话，按照施特劳斯的划分，在对话的中间部分，爱欲被解释为对永远拥有善的渴望，而这一渴望体现在欲求在美的身体中生育的欲望。爱欲是对善的爱而不是对属己之物的爱，是因为如果自己身体的某部分是坏的，那我们宁愿砍掉它。而《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正好提出了一种对原初的整全存在的渴望，因而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善本身高于渴望整全存在的属己之爱。而在渴望通过生育而获得不朽之中，美的身体只作为生育行为的诱饵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又用对不朽性的渴望超越了对美的外观的渴望。我们对比尼采在书中对悲剧论述，可发现悲剧中的英雄体现了一种透过其毁灭命运融入混沌一体的内在趋势与其清晰明朗的行动与言辞所构成的存在形象之间的张力——构成对立面的二者似乎在弟俄提玛对话的第二部分全部遭到了降低，那么在苏格拉底讲辞的最后一部分他又说了什么呢？
　　尼采把苏格拉底作为一种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的源头，把他视作是世界历史的漩涡和希腊艺术的转折点，这构成了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的基本阐述，那这种阐述是否符合柏拉图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在《斐多》里面苏格拉底提到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论，他明确批评说阿那克萨戈拉把事物的自然构成当做是一切存在的原因的说法非常荒诞：“可是既然说我的行为凭我的智慧做主，又说我做某一件事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最好，而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有筋骨等等东西，这种说法是非常没道理的。”在《会饮》里面苏格拉底也说他认为好的颂词应该是说出关于事物的大实话，但是要挑最好一面讲。可见苏格拉底关注的是存在事物最好，最高的面相，从而就这种考察本身而言就足以诞生一种对绝对性的要求，而不是尼采所谓的穷极事物之真理的科学精神，苏格拉底关注的不是说明诸存在者的最终法则，或曰现象世界的本质规律，而是存在者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给出自身存在的存在性问题，为此必须不仅考察现象层面与超越层面，还必须能够同时理解两个层面的关系，即整全的真理。只有回到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作品，才能对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重新开庭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