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市井文化空前繁盛，勾栏瓦寨，烟柳画桥，家户参差，其间不时飘荡着长短调，中间有一首是这样的：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夜半秋风，带着松香，词人惊醒，忽觉惆怅，他是辛弃疾，写下了词作，便也写下了壮志难酬，写下了宋朝无数仁人志士屈辱的心中世界，他轻轻拂袖，淡漠了窗外博山的惆怅烟雨。

那是北方各族觊觎南宋政权，宋朝风雨飘摇的日子，当真正的统一来临，异域草原金戈铁马踩在了江南的泥土，是否有人困惑，是该为了和平而欣悦，还是为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受挫而沮丧？心中便更多矛盾。

伏笔早在北宋就已经埋下，军事蚕食导致的政权更迭其原因往往是败亡政权本身政治制度的没落，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王安石。

王安石算得一个悲剧人物了，又有人说他罪有应得，想起他就想起那次著名的，以失败告终的大改革，王安石少年聪慧，饱读诗书，二十二岁那年考中进士及第，他大概知道三国时有个孔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故事，孔融虽是这话的源头，可是自己也终究死在曹操手里了，王安石心里理会，就写了一篇蜚声文坛的《伤仲永》，用以鞭策自己要慨然有匡正天下之志，而不是恃才放旷，最后落得个没事干的下场。看得出王安石很冷静，可这还不够，他偏偏又是个热情洋溢的性子，是个近理想主义者，当时宋朝宰相副宰相中，一个年迈，一个告病，一个辞世，事情都堆给下面两位，一个便叫苦，还有一个却满怀生气，满怀生气那就是王安石了，便有舆论说这五人刚刚好，生老病死苦。虽然是骂，可王安石毕竟占着个还算光鲜的名号，潇洒得很。

歌伶还在唱着，春风还在狂着，钱塘还在荡着，可北方的“老外”们却是磨刀霍霍时刻准备着。大家想见的是盛世狂欢，王安石已忧心了，如是经年，大宋将走向何方？

士文人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驱使着他向宋仁宗上了万言书，直言时弊，痛陈往事，指出宋朝当下要富国强兵收回河山必须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可是这万言书一去不复返，兴许是皇上看完了不在意，宫里哪天缺纸便用了。宋仁宗不支持变法并不是因为他昏，相反北宋是在宋仁宗时期走向巅峰的，在与西夏修和后，宋仁宗趁机任用了范仲淹展开改革，无奈保守派阻力太大，朝野山呼范仲淹下台，仁宗迫于压力而罢黜了范仲淹的职位，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这次王安石又撞了上来，仁宗便不敢答应，王安石很快明白了这是仁宗暗示朝中阻力多，时机未到，就谢绝了朝廷任命，去当地方官韬光养晦，深层目的是要搞“试种田”，为自己未来的变法积累实践经验。等到神宗顺继大统，王安石试种田已经是收成满地生机勃勃了，刚好神宗也是个有志之君，两人一拍即合，黏在了一起，一个说“非君莫属”，一个说“舍我其谁”，手拉手好朋友，展开了浩浩荡荡的大变革。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均输、免役、保甲等新法相继出台后，王安石和神宗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比仁宗时更大的阻力。

古往今来，在很多大变革之下都有抵制的阴影，抵制者却未必是被变革触犯了利益的人，可能抵制者本来也是改革派的，新的改革派一登上舞台，他们没事做了，没事便找事，结果就跳到改革派的对立面，批驳内容可能是道德主义式的“祖宗万岁”，也可能是对改革政策进行具体的批评，当时两种都有。其间也不乏和王安石一样的，真正的仁人志士，其中司马光曾在河西战场施行“屯垦戍边”，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既维护社会治安又能保持粮食产量平抑当地物价，欧阳修领导了古文运动，遏制宋初浮华奢靡的文风，范纯仁则是范仲淹之子，苏轼则更加驰名，可谓强档明星，阵容强大。王安石面对朝野喧嚣，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无双为谋国行新政的孤独求索者，眼前的一切都是历史给自己成功设置的必要障碍。

当头一棒是老朋友司马光打下来的。

王安石强调理财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说理财理好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国家不向百姓多征税也可以增加收入，司马光批评道，“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王安石笑笑，你丫等着，随后出台了“青苗法”，平常百姓种田，丰年多产，歉年减产，政府为了防止粮价不定，商家趁机从百姓手里捞钱，就在丰年向农民购粮，存于官仓，歉年又取出存储的粮食以正常的价格卖给百姓，这样就能保证物价稳定。但是收效甚微，各地官仓里囤积的余粮曾高达1500万石之多，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王安石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了青苗法的设想，农民种田新陈不接时，手里没有粮，只有地里还待收成的青苗，于是粮价上涨，常常要向地主、富豪借粮贷款，地主富豪则趁机盘剥，提高利息，如果农民还不起地主富豪就会强迫农民把土地送上作偿还，由此土地兼并就比较严重。王安石的想法，是政府把官仓里的粮以比地主富豪低一些的利息贷给农民，这样既能平抑物价，又能遏制地主富豪盘剥农民，兼并土地，而且官仓中陈粮消耗了，国家的负担也会减小，原来地主、富豪的收入转入了国家，确实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陕西的“试种田”，王安石试过了，成果比较好。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试种田”毕竟“试种田”，就像是抽样调查，陕西是不能代表全国的，况且因为原来王安石是地方官，管辖范围小，因此稳扎稳打，“天高皇帝远”那类上下不一的情况没有发生。当青苗法推广向全国问题就来了，各个地方官瞅准了这是个发财的机会，趁机以官府的名义提高利息，中饱私囊，百姓要是反悔了又转过身去买地主富豪的账怎么办呢？那就告诉你，对不住了！王同志给各个地方政府下了指标，必须贷款多少多少，那么这下子不仅农民，连地主富豪都要硬着头皮装穷上门来乞讨借粮了。那么你又说，百姓要是被逼反了怎么办呢？地方官不怕？对，就是不怕，因为改革是王安石领导的，一切结果都是他造成的，咱地方官是奉命行事，要骂也只能骂他。王安石勇于任事想邀功，反而成了地方官拿来继续猖狂贪墨的挡箭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枪打出头鸟，百姓也都还真的把火都撒到王安石身上去了。

使王安石在民间臭名昭著的还有“均输法”和“保甲法”等等，中国幅员辽阔，宋朝虽然没能统一，但是毕竟也算得大国，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市价不一，照这么说，假设产丝多的临安（今杭州）一年要向朝廷缴纳一万匹丝绸，那么产丝少的地区也要缴纳一万匹，前者丝绸便宜，后者丝绸昂贵，这样很不合理，王安石则提出要设立市易司，中央调拨前款，市易司在全国采购各种货品，然后把同一样货品在产地便宜的地方买入，产地贵的地方售出，从中可以赚得两地差价，政府干预了，又可以防止商人们垄断市场，这就是“均输法”。结果自然和“青苗法”一样，政府成了企业，官员投机倒把，再行贪墨，“只采贵的，不采好的”，到了宋徽宗时候儿，居然出现了官员把中央调拨用来购买货物的前款敬献给宋徽宗作“羡余”的，挪用、截留更是不计其数。“保甲法”则是登记农村户口，规定凡有男丁两人以上的，必须出一人为“保丁”，学习武艺，接受军训，随时等候为军用，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吸纳农村闲散劳动力，并入军队，一可以减少军费开支，二可以加强政府对广大农村的控制，防止农民的起义反抗，要说前面“青苗”“均输”初衷还算好，本来收效也该好，只是为奸人利用了，王安石到底不是罪魁祸首。可“保甲法”却是真正的天怒人怨，农民为逃避此法，有割断手指的，有逃离家园的，更甚者干脆落草为寇，肆行祸乱，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秩序和治安。

保守派趁机攻击，王安石也毫不手软，在这过程中，范纯仁调任，苏轼调任，欧阳修也调任，一群正襟危坐的大家在“庙堂”上“火拼”，随着新政换来的失败结果，王安石越来越孤立，刚开始是处在了保守派的对立面，尚可以高唱理想一往无前，后来受到了百姓的怀疑，心里许是动摇了，但仍能干脆地说出士大夫不懂新法老百姓又怎么会懂的大话，后来自己的门徒进京献《流民图》，指斥自己昔日的师父乱政，导致民不聊生，宋神宗这个王安石的“铁杆哥们儿”也动摇了，王安石的党派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这还不够，干脆来了个后院起火，自己的党羽内部都较起劲来，“王党”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为了拿下王安石第一交把椅的位子，处心积虑，整日策划，终于连王安石自己的儿子也去世了，于是辞退了相位，后来又被任用，但还是辞退了，公元1086年三月，连变法中确实利国利民的免役法也被废除的消息传到了他耳里，那瞬心灰意冷，一个月后便忧死了。

这是怎么了？！道德上讲，一心为国为民，却换得个冷落下场，后人思虑不清，甚至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就在于道德问题。北宋在王安石、宋神宗相继去世的几十年内迅速走向衰落，便有了“靖康之役”，这之前宋廷官员还为变法的余波争吵过许久。

纵观中国历史，有明末东林党人与宦官的党争，汉末“清议”与宦官的党争，两朝的灭亡尚且掺杂着不正常因素，却不像宋朝，一群正派人物互相吵架的党争也能亡国，亡地丢脸亡地彻底，上得了风云排行榜，便有“王迷”把罪责放在了司马光代表的保守派身上，“司马迷”又把罪责放在了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身上，可你们知道么？

还是那句话，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在保守派重新当政后，不久就马上失势，下野的下野，自杀的自杀，还内部分裂，终于，司马光等人被“王迷”以及后来人说成是“元佑奸党”，名字镌刻在石碑上引来万般谮骂，遍布全国，淋漓尽致，狗血喷头。

司马光和王安石，双双成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人们为了他俩似乎要永远吵下去。

这就是嘴巴和傲气的力量，人们不愿共济时艰同甘共苦，就可以为此放弃妥协的机会双赢的机会而刀剑争锋，争不下去了，便用吵的，这吵比争锋更厉害，争锋损的是利，吵损的是名，而且杀伤持久，千年不衰，实在是小人们玩儿不自觉行为的上等手段，对他们简直棒极了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