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茶山满山青，采茶姑娘茶山行，家乡三月春光好，茶满青山歌满林。”这是一首用长阳方言唱来很合韵也很优美的采茶山歌，在我的儿时，它就传唱在曲溪两岸的茶山之中。今年早春时节，我回到家乡曲溪，再次听到它优美动听的旋律，撩拨起我美好的儿时回忆。

我家住曲溪岸边一个叫墓坪的地方，村子不大不小，方圆四五公里的样子，紧邻曲溪，从坪里下溪边去，不到半袋烟的工夫就到。

我祖父在世时告诉我，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我们这里是一大片森林，长满了几人合抱的枫树，松树，杉树，还有狗柑子，牛柿子和苦李子树等各种树木，在这些参天大树的下面，又长满了密匝匝的、细长细长的“野”茶树。

1958年“大办钢铁”时，人们把那些大树都砍伐了去“炼钢铁”。钢铁没炼出来，只烧出了些至今沿溪可见的“瘤石疙瘩”。就这样，把一块森林毁掉了。但那些“野”茶树却因祸得福，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没有了那些古树的欺凌和豪夺，“野”茶树从此能够充分地享受大地的养分和阳光雨露，焕发出了无限生机。细长的干长得粗壮了，原来在密林中为了生存，为了争取一丝阳光而长成的孤立的单株，也逐渐地抱成一团一团，渐渐成了气候。人们索性将夹在茶树中间的各种树木砍掉，给这些“野”茶树除草追肥，几年下来，墓坪这地方就从一大片森林变成一大片茶园了，一百多亩，在那时，算是很有规模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因为周围的地面都成了茶园，土地就不多了，虽然父辈们在曲溪溪边将乱石滩改成了百十亩水田，但产量低，无法使全生产队两百多口人吃饱肚子。茶叶就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生活依靠。

好在那时国家就已十分重视茶叶生产，用它来赚取外汇搞建设。我们生产队的茶叶产量一段时期曾在曲溪独占鳌头。因此，当时的曲溪茶站为了收购方便，干脆把站址就设在了我们生产队的保管室旁边。

茶站工作人员很敬业，又是茶叶生产的行家，从茶叶栽培到采制，都对我们生产队悉心指导。我们队成了茶叶生产的“近水楼台”。产量高，质量好，经济收入也就跟着好。当那些地处高山的生产队，每10个的工分“分值”还在1毛钱左右徘徊时，我们生产队已达到5毛，每年年终“兑现”时，队里除了少数几家因有七八个甚至上十个孩子“吃闲饭”，欠了生产队的口粮款，是“出款户”外，一般家庭都是“进款户”，能在年终分到百十元不等的钱，来给全家人身上换季，或是买回国家配给的春节供应物资。

尤其是我们队因为茶叶产量大，茶站在我们队搞“以产定销”，国家每年给生产队下达茶叶生产任务，如果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国家就分配给生产队一定数量的粮食指标作为奖励，由生产队买回分给各户。而且数量很可观，基本能保证每个家庭都有饭吃，这在当时算是个奇迹。那时，不产茶的地方，如果群众缺粮，国家也会划拨一部分粮食指标，但那叫“吃供应”，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记得我父亲曾经和我一个住在高山的表叔开玩笑说：“你们吃的是供应，是国家在养活你们，但我们不同，我们是吃定销，是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国家奖励给我们的！……”

那时的茶叶主要制成红茶。红茶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先把鲜叶在太阳下晒蔫，然后进揉茶机揉捻，待鲜叶成条后堆放在晒席上“发汗”，然后晒干就可以卖了。

我的祖母有个远房哥哥，叫田一书，我叫他“书舅老”，是个制茶的老行家。他技术好，责任心强，在队里辈分高，威望也高。队里的春队长“知人善任”，每年茶季到来，就安排书舅老负责称鲜叶和整茶。

采来的鲜叶都由书舅老过秤，记下斤数，好记工分。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不管是谁，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摘来的鲜叶，如果里面带有老叶子，或是带有把小茶树枝也采下来的“马蹄子”，一定责令先把这些东西剔除了再过秤，谁把鲜叶在背篓里挤压得过紧，导致鲜叶发热变红，也会被他批评几句。

书舅老一边过秤记账，一边把鲜叶摊开，一边指导他的助手们在保管室的稻场上用晒席晒鲜叶。当鲜叶晒到一定程度，书舅老抓一把手里捏捏，说一声“行哒！”，给他打下手的人就把鲜叶放到揉茶机中去揉捻，揉到一定程度，书舅老走过去，抓一把在手中摊开，看看，用两根指头捻捻，说声“行哒！”，他们就把揉好的茶叶堆到晒席上去发汗，过一会，书舅老走过去，把手伸进盖着白布口袋的正在发汗的茶叶中探探温度，再抓一把嗅嗅，若发汗完成，照例一声“行哒”，助手们就将发好汗的茶叶撒到晒席上去晒，晒到一定程度，书舅老走进抓一把捏一捏，再嗅一嗅，说声“行哒”，助手们就把制好的红茶装袋，扛到和生产队保管室只有一墙之隔的曲溪茶站去卖……

从鲜叶到制成干茶，书舅老一共要说四次“行哒”。“行哒”成了书舅老的口头禅，以至队里一些青年人和书舅老的儿女们开玩笑，也学着书舅老说 “行哒”来占点便宜。

茶站里的曾同志是志愿军转业干部，为人和善，但很坚持原则。那时鉴定茶质没有什么先进仪器，靠“打水碗”。在收茶时，曾同志先从一宗茶里抓一撮放在一个大瓷碗里，冲上开水，盖上白铁皮做的碗盖，待茶叶泡出汁后，通过看水色，嗅茶香，品茶味来判定茶叶品质，确定等次和价格。有时，为茶叶的等次和价格，书舅老会和曾同志激烈争论，但这种时候极少，因为除了天气原因外，书舅老制出的红茶质量都没得说，全是高质量的，卖出的价钱也好。

书舅老告诉我，他整出的红茶，茶站收购后就运到宜都红花套，制成“宜红茶”，远销世界各地。他还很神秘地告诉我，苏联人和蒙古人如果一天不喝上红茶，身上就会“炸口”。他的说法正确与否，我没有去求证，但我长大后知道，“宜红茶”是个知名的茶叶品牌。

如果遇到连阴天，太阳出不来，无法制红茶时，春队长就安排书舅老整分给大家的“喝茶”，整到一两百斤时，按人头一人一斤分下去。

本来是可以直接按四斤鲜叶一斤干茶的比例给群众分鲜叶，让群众自己去整的。但虽说都住在茶山，并不是人人都会整茶，尤其是那时绿茶的制作技术还没进山，要制成白茶。很多人不会。春队长是个一心为群众着想的人。他每年都在雨天安排书舅老来整全队的喝茶。而且都用上好的鲜叶。

整白茶很有讲究，工序极其复杂，一般不用揉茶机，全靠手工和脚工。首先也要杀青，摊凉，然后放进用白布缝成前面开叉的“叉口袋”里，在一口大木缸里用脚来踩。书舅老在踩茶时不要别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来。他站在大木缸里，只穿条短裤，半赤裸着身子，用一双大脚踩在装着茶叶的叉口袋上面，沿着缸沿移动，脚下的叉口袋不停地滚动，直到茶叶成条，再散开，放在锅里翻炒，去掉一些水分，待茶叶半干时，再堆起来发汗，汗发好后，再装进叉口袋去踩，踩后再炒，再发汗，几次三番的重复，最后烘干，白茶就制成了。书舅老制的白茶，用开水泡来不见颜色，喝来却浓香四溢，清醇可口，而且可以多次掺水，味道不减，我想如果用现在的话说，这应当是一种很高超的缓释技术。

各户分到喝茶以后，都根据自家需要派上用场，喜欢喝茶的人家，用它来煨罐儿茶。其实，真正的土家罐儿茶就是用白茶煨成的。

有的家庭不怎么喝茶，就把茶叶卖成钱打零用，或是上高山换漆油炕洋芋吃。漆油炕来的洋芋很松软，吃来口感很好。细白茶也是亲友间礼尚往来的馈赠佳品。

曲溪茶站很重视茶叶生产的发展，几次从安徽和浙江购来茶树种子，指导各生产队种茶。父辈们管用安徽和浙江的种子培育的茶树叫“幼茶”，以此来与本地的“老茶”相区别。但由于水土不服，幼茶在曲溪的土地上表现欠佳，一是茶叶发得迟，老茶采过一二十天后，才见幼茶冒芽，叶片的肉头也很薄，喝来口感也差。幼茶后来就慢慢被淘汰掉了。

在农业学大寨时，茶梯开始在曲溪的山上出现。那时曲溪六个生产大队，都有农田基本建设专班，名叫“基建连”，连长和指导员由大队抽调基层干部担任，配有司号员，一律军事化管理，十分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劳动效率很高。

我家住陈家坪大队，我们大队的基建连在各生产队几经转战，在全部完成各队“坡改梯，旱改水”的农田改造任务之后，又承担起开辟茶梯的任务。

大队的柳书记和王书记，对每个生产队的茶梯开辟都精心规划，然后付诸实施，基本做到不落下一个队，不落下一座山。基建连每到一个生产队，只要是能开辟茶梯的地方，从山脚到山顶，一级一级向上开辟，茶梯开辟出来后，再抽槽换土，在茶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播种。在吸取了幼茶栽培失败的教训后，新开辟的茶梯一律用本地老茶树籽做种子。

茶站出价一斤老茶种子四毛钱，鼓励群众工余时间捡茶籽卖给茶站。曲溪茶树多，当时四毛钱一斤也是好价钱，群众热情很高，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茶树种子问题。

茶梯的开辟，既是茶叶栽培技术改良的起步，又最大限度地发展了茶叶生产规模，从而造福家乡的子孙后代。

当我从从儿时的回忆回到现实，举目四望，只见从溪边，一直到半高山，座座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茶梯，像一根根碧绿的玉带缠绕，漫山遍野，满目葱茏，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但这种景观不是纯自然的，她是人文和自然的有机结合，她使你不仅感受到一种美和愉悦，还会感受到一种气势，一种震撼，一种感动——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又呵护了自然，人与自然在这里形成了高度和谐。

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茶梯》：“我们年轻时流出的血汗/长成了碧绿的诗行/像一根根绳子/把山里的日子绑得结结实实。”虽然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我要表达的却是一种真实的情感。

如今，曲溪的茶叶生产开始走精品化的发展道路，茶叶经营也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化。以“农茗园”茶为代表的一批知名茶叶品牌脱颖而出，应运而生。它们从曲溪的深山走出长阳，走出宜昌，走出湖北，捧回了省级金奖，甚至荣获了“中茶杯”奖。曲溪“农茗园”名茶系列茶因为鲜叶品质优良，采摘把关严格，制作工艺精细，色泽清纯，香气馥郁，口感醇厚，回味绵长，提神健体，备受省内外消费者青睐，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