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对于诗，大多感到陌生。青年人还有望而生畏的现象。为了解除这些困惑，使大家都能接近诗，首先就得使人们明白，诗为何物。

古人言：诗言情。情者：情景、情趣、情感、情绪等等。这类诗最多，大约占90%。

朱熹说：诗言志。志者：意志、观点、倾向等等，也就是世界观。所以“志”有政治倾向和哲学色彩。这类诗极少，大约占10%。

不难看出，这两点都是诗的核心。只是言情的为主而已。不管什么诗，离开了这两个核心就不是诗。

诗一着实体便显得死板、生硬，失去了空灵的效果。

诗，最好只带政治倾向，甭带政治色彩。如：以石灰喻志的《焚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如：以竹喻志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未出土时便有节，待凌云处总虚心。”

这样的诗虽有政治倾向，由于是以物咏志，有抒情的成分，政治色彩并不浓，使人爱读，想读，而且读后有启发。 所以诗言志，最好以物咏志。

在历代诗词中，言志的少，言情的多，言志的诗难以成为诗的主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郭沫若对诗作了最好的注解：“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可见郭老认为诗，以抒情为主，其它形式都是次要的。这为自由诗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大特点，遇到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便将其点化得极空灵，极冲虚，世界面貌因此展现；真的领域因此显豁；善的升华因此完成；美的创造因此实现。这正是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出的天才。

凡是诗，一着实相，就会沾滞不化，索然无味。凡是能去迹存象，使精神空灵，以显势用的，就会顿生芬芳的春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使有限的社会形体，表现出无限空灵的妙用。

唐代诗人薛媛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诗最难的就是写出愁肠般，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之物，而将有形的泪眼化在其中。

又如元曲中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可以看出，越是说不明，道不清的东西，用诗来表达越具魅力。

李白的诗以抒情的浪漫见长，便有空灵、雄壮的气势；杜甫的诗以志为主，多言事，少言情，便难有李白那种豪情。

凡是广为流传的诗，或诗句，90%以上都是言情为主。可见写诗就得以言情为主，言志为辅。

要言志的话，最好写杂文，喜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多么痛快，多么淋漓！

诗最讲究神似，反对形似。时间、空间跨度大，蒙太奇手法运用多，抽象性也大，故有朦胧诗的说法。所以，用诗言志，没有相当功力，反而会弄巧成拙，给人们留下无病呻吟的感觉。

抒情分为五种类型：1、直抒胸意；2、借景抒情；3、触景生情；4、咏物寓情；5、咏物言志。

直抒胸意的抒情，一般用于杂文、民歌中的比较多。比如《纤夫的爱》，这首歌，抒情很直白，迷倒了多少听众，因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这正是当代人快节奏生活，对于直抒胸意的诉求。

诗中却少有直抒胸意的情况，因为过于直白，缺乏想象空间，反而现得死板、生硬。倒是借景抒情、触景生情、咏物寓情这三类用得多。

咏物言志一般都用于言志的诗中，如前文提到，于谦的《焚石灰》、郑板桥的《石竹》就是典型的咏物言志。

散文是介于诗与杂文之间的文体，它既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情志相当的内容最好写散文，不必去作诗。诗太抽象、朦胧了。宋代的高翥言诗，是这么评价的：“所思多在云水间。”多么渺茫，多么空灵。

诗近于道。道更讲空虚，灵动，和道德修养。

凡有文学基础的人，道德修养又好，就有可能写出好诗。试看有名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注重道德修养。如范仲淹，柳宗元，李白，杜甫等。

甚至有许多人对儒释道很有研究。如白居易，苏轼，范仲淹等。因为他们几近于道，便懂得如何化实为虚，化腐朽为神奇。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时空跨跃的灵动。例如李益的：“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这是多大的时空跨度？

俗话说：“作诗先做人。”人都没做好，什么事都斤斤计较，心胸狭隘，怎么能够写出好诗？相反，修养越高，心胸越博大的人，写出的诗，自然会有气吞山河的阵势。

诗富于哲理。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诗也脱离不了这个范畴。如何深刻地表达这两对哲理关系，不但是人生的一大课题，也是诗词应该表达和必须面对的课题。

诗不管写得多么空灵，始终围绕着表达人生情绪而进行，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 。所以哲理深邃也是写好诗的关键 。

例如张谓的：“世人接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道明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又如白居易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表达了一种思维对存在的关系。

还有诸如李白的：“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仓桑。”等等，都富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诗胜于画。所以有“如诗如画”的说法。可见诗是排在画的前面。

好的诗，确实是画所望尘莫及的。如：“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人家居何许，云外一声鸡。”等诗句，给人多么美好的画面感觉？在这些似有似无的意境面前，画却显得无能为力。

诗如果写得不好，不但超不出画，甚至还不如画。画有形象美，色彩美，人人都能看得懂。为此，诗起码要有画一般的形象美，色彩美。

诗到了人们都看不懂，想不透，不管多么高深，都不是好诗，原因就在连画意的形象，色彩都没有了。

诗作得不好，会使人望而生畏，形象美和色彩美更无从谈起。因而，诗不但要讲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还要讲究画一般的形象逼真与色彩和谐，才能达到不是作画，胜似作画的境界。

诗的画意要有国画一般的空灵美，也就是要留有空白，行话叫留白。寥寥数笔，尽显精神。这也是好诗的必备条件。而不能向西洋油彩画那样，满满的，一点留白都没有，给人胀满的感觉，更谈不上什么精神势用了。

作诗，人人都能来几句，而如诗如画的诗却少见。故好诗如名画一般难得。

难怪陆游说：“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意思是说，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并不缺乏，能将所学的知识与自己的心气相合，与大自然相合的人并不多。这也是作好诗的关键。

诗胜于歌。所以有“诗歌”的提法。可见诗还排在歌的首位。

诗无论从韵律上和节奏上讲，都比歌要求得严。因为它仅仅是从文字上来读，而歌却有音乐伴奏。如果诗在文字上表达不出韵律和节奏的美感，就没有补救的办法。歌却能靠音乐伴奏来解决。这也是古代的词和曲，一旦脱离了音乐伴奏，读起来就有问题的原因。

不信去看宋词中的许多词，当时都是以歌牌命名填写的，一旦脱离了音乐，读起来就缺乏韵律了。就像现在的歌词，是根据歌曲填写的一样。所以有作曲某某某，填词某某某。如果把曲拿掉，歌词单独阅读，就缺乏韵律了。

韵律、节奏、对仗，发展到唐朝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近于苛刻的程度，出现了以平仄摆布为规律的平仄谱。凡作诗的人，先要熟背平仄谱，然后才能按谱作诗。

平仄说穿了就是抑扬顿挫——阴阳两种声调的交替使用，这也符合韵律和节奏的要求。而一旦格式化了，就有做作的弊病，因此唐朝以后作诗的人越来越少，平仄的框框调调，对仗的严格要求就是罪魁祸首。它扼杀了许多诗人的豪情，连李白那样的大诗人，都感到了律诗的束缚，所以他的诗大多以古体诗为主，甚至还有写歌的。比如他为大书法家怀素写的《草书歌行》就是。

唐朝以前作诗只讲押韵，虽有平仄、对仗，那都是自然流露，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唐朝严格讲平仄、对仗起，就将诗分为两种：唐朝和唐朝以前不讲平仄、对仗的为“古风”或叫“古体诗”；严格按照平仄、对仗要求的叫“律诗”或“近体诗”。这两种诗在押韵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可见押韵是诗的普遍规律，

宋朝起，作律诗的人更少，出现以词为主的现象。词虽然也讲平仄，但比律诗宽得多。到元朝作词的人也不多了，便以作曲为主。曲比词的平仄要求更宽。到明清两朝，作曲的人也不多了，便以小说为主。

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得回归原点，用时兴的话讲，叫“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

近代史上的变革，都是先从文艺战线开始的。例如：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文化大革命，是从“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拨乱反正，是从教育与科技开始；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究其原因，便是“师出有名”，“解放了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名正才能言顺。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吗！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西方的自由思潮和自由诗成为了时尚。国人为了将自由诗区别于旧体诗词，定名为新体诗。

新体诗以自由思潮为基础，冲破了传统诗的条条框框，什么押韵、对仗、格律、句型、行数，统统不要，随意发挥。扫荡了旧诗词以描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为主的沉闷，焕发了自由创作的巨大空间，创作出了一大批描写工农群众的好作品。

新体诗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好作品，但任何事物，一旦失去控制，便如脱缰的野马，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新体诗因不拘形式，有些诗写得过于自由，过长，过杂，过俗，产生了一些垃圾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责疑，也就不奇怪了。但这并不能否定新体诗的存在。

新体诗，新就新在自由上，但无限度地自由也不行，还是应该有个大体框框，如，只要有情理美、押韵美、画意美、色彩美、哲理美、空灵美，这些因素，都算得上诗。其余的条条框框就不必那么苛刻，只能作为借鉴。